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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回到启蒙

《回到启蒙:<方法>文选1997-1999》,钟沛璋顾问,傅国涌、周仁爱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1月

 

新启蒙:站到时代的浪尖上

周仁爱

 

一 

《方法》创刊于1987年,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那年6月16日,筹备中的《方法》编辑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与会的包括于光远、樊洪业以及北师大教授黎先耀、中共中央政研室林京耀、《经济研究》编辑部唐宗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冯昭奎等十几位学者,就《方法》杂志的办刊方针进行了座谈。于光远首先发言,重申他经常说的“聪明学”,冯昭奎接着这个话题说:“我们正面临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一方面有很大进展,一方面也碰到些问题,如贬低知识、盲目崇洋、封建意识等。究其原因,与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忽视开发民智有很大关系。”樊洪业指出,我国历史上,不少人主张“兴学校、育人才、开民智”,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更需要唤醒民众、开启民智。

正是这次座谈会之后,《方法》确立了自己的编辑方针:选择曝光生活中的愚蠢的思想和行为,造成大众自由评说的舆论氛围,改变社会的旧风气和旧观念,达到反对迷信和愚昧的目标。

当年8月,《方法》创刊号在上海出版。创办人于光远和编辑部分别发表《关于聪明学的几个问题》和《作为发刊词的一组短文》,将杂志定位为专门讨论聪明与愚蠢,使命是开掘方法、宣传方法、推广方法,目标是在争取提高全民族聪明度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几年后,《方法》编辑部由上海迁至北京,1996年由双月刊改为月刊,但内容没有多大变化。老实说,从1987年到1997的10年间,《方法》并未引起多大的关注,讨论“聪明与愚蠢”的问题固然也可算“开民智”,如果不是它1997年夏天之后公开标举“新启蒙”,将知识分子的思考与变化中的时代融合在一起,重新定位为全国第一本交叉科学类思想文化性月刊,也许今天已不大有人记得这本杂志。

1997年7、8期合刊是《方法》改版的标志,相继推出了“启蒙”、“立人”等专题,不再讨论单纯的“聪明与愚蠢”之类的问题。这份原先不起眼的杂志,从此成为全国知识分子的公共论坛,迅速崛起。全国各地的读者争相读《方法》,评《方法》,直到《方法》在1999年3月之后停出,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方法》可谓一枝独秀,站到了时代的浪尖上,成为世纪之交言论史、思想史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方法》的脱颖而出并非偶然,当时,《东方》消失已有半年,有思想追求的读者普遍有一种饥渴感,包括《东方》的作者在内许多知识分子也需要一个发表自己思想言论的平台,改版后的《方法》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更何况,《方法》有自身不可复制的特点。1998年12月25日,《南方周末》在“年终特稿/阅读1998”中推崇《方法》“或许是目前最值得注意的中国知识分子杂志”。

 

二 

作为《方法》杂志理事会的名誉理事长,于光远是这本杂志的有力推手。实际主事者为主编李宝恒和执行主编江世杰。创刊以来,编辑部经过多次的调整,渐渐形成了一个优秀的团队。1997年7、8期合刊前的编辑是李可、冯晓哲、王萍和胡澍。改版后,编辑队伍增加了陈威威,她负责装帧设计。到第9期,胡澍离开,换为纳柔。1998年第1期时,李可担任助理主编,冯晓哲担任编辑部主任,编辑队伍还是四人,他们是陈威威、王萍、纳柔和王亦楠。1998年第4期开始,杂志的美术编辑和装帧设计都由陈威威工作室负责。1998年第8期,编辑队伍增加了2人,他们是杨筱、吴茵,同时增设了制作总监李振西。1998年第11期,编辑队伍发生变化,纳柔和王亦楠离开,王建军加入。1999年第1期,编辑杨筱离开。从上述变动,可以看出《方法》的编辑中坚力量是李可、冯晓哲、王萍、陈威威。值得一提的是陈威威的加盟使《方法》的封面、总体设计和插图都显得大气开放。陈威威和她的工作室同仁对《方法》的设计,即使放在今天,也会让其他杂志相形见绌。他们让《方法》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到了较好的统一。

改版之后的《方法》从总体设计、选题计划、栏目设想、活动组织和书店销售等方面做足了功夫,1998年策划的戊戌变法百年、北大校庆百年、1998年特大洪灾、知识经济等专题,约请一批对相关话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撰文,帮助读者理解近代中国何以不能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症结所在,认识在中国保护自然生态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以及面临知识经济挑战的国际环境。《方法》穿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将中国的命运放置在世界背景下,这些专题因此而获得读者的青睐。

1998年第12期的《方法》刊首语说:“1998,我们感谢每一位作者、读者把《方法》看作探求知识和思想的场所,为追求事物的本质而争鸣,并以这种方式努力实现那些我们久已向往的进步的目标。我们深知,《方法》无力拉开20世纪末中国沉重的思想帷幕,但我们将如一地坚持知识独立的立场,相信21世纪的中国将在文明的洗礼、精神的历练中走向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思想文化独立。”正是这样的独立意识和担当意识,使《方法》在10年的沉潜之后完成漂亮的转身。

不能忽略,在编辑部背后,有于光远、王元化、朱厚泽、李慎之、吴敬琏、杜润生、周光召、王选、王梓坤、李昌等一批顾问,还有一个包括王富仁、汪丁丁、秦晖、胡亚东、董光壁、李醒民、雷颐、蔡德诚、朱学勤、钱理群、杨继绳、刘军宁、杨东平、何怀宏、何光沪等人的编委会。1997年,《方法》改版之际,正是听取了董光璧等学者的建议,确立了杂志的“主心骨”——“启蒙”,从而完成了“专门评论聪明和愚蠢”向“交叉科学类思想文化性月刊”的定位转型,从而形成了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作者群和读者群。执行主编江世杰在1999年学术年会暨编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希望扎实稳健的思想启蒙造就21世纪的思想新人,希望21世纪的思想新人中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大师、学术大师。”这是《方法》编辑部第一次直接公开地表达自己追求的目标。

为着造就“思想新人”的目标,《方法》还在1998年下半年,与北京许多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会合作,邀请不同学科有成就的学者,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讲座、学术沙龙、《方法》读书会,朱厚泽、汪丁丁、刘军宁、王富仁、钱理群、刘震云、董光壁、张永和……他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北师大、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经贸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面对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的转向,李泽厚有一个概括,“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王元化就曾提倡“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当时知识分子在惊魂初定之后开始反思,包括对80年代那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启蒙理性本身都在反思之列。但是,知识分子关怀社会的情怀并没有因此消退,从《东方》的三年我们可以看到,从《方法》我们同样能看到。

《方法》的作者群涵盖了几代知识分子,他们中有王元化、李慎之、何家栋、江平、于光远、资中筠、陈乐民、王得后这样的前辈学人,也有肖雪慧、钱满素、钱理群、许纪霖、徐友渔、秦晖、刘军宁、汪丁丁、陈小雅、雷颐、王富仁、刘东、陈平原、杨东平、李银河、周国平、崔卫平、王友琴、陶东风、邵建等中年学者,还有更年轻的王开岭、萧瀚、李政涛、摩罗、余杰等人,其中多数作者也曾是《东方》的作者。

曾是《方法》作者的河北科大教授谢志浩做过一个统计,最后20期的《方法》作者大约333人,分布在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比较特别的是,来自自然科学界的那批作者,如沈国舫、董光璧、胡亚东、李醒民、肖伦、徐光宪、刘兵等,他们对中国科学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探讨,显示出这本交叉科学杂志的特色,这是一般思想文化刊物所缺乏的。

1998年迎来北大百年校庆,《方法》不仅做了专题,而且持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尤其是1998年第4期,发表刘军宁的《北大传统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接着,第8期又发表李慎之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轫与复兴》(此文是为刘军宁所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写的序言),李慎之揭橥自由主义的大旗,并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大约就是在此文发表之后。

在《东方》之后,《方法》成为秦晖发表文章的重要媒体。针对当时海内外一些人大谈“经济民主”的论调,他在1998年第3期发表《产权改革与民主》,阐明他对管理改革和产权改革的观点。他在1998年第8期发表的《农民问题:什么“农民”?什么“问题”?》,表达了他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评论何清涟新书《现代化的陷阱》的《社会公正与学术良心》,他的《自由优先于“主义”》等文也都在《方法》发表。

钱理群重读《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校内外右派言论》,在《方法》1998年第9、第10期发表了长文《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弥漫着“血的蒸汽”的文字开启了他的“1957年学”。

肖雪慧在《方法》1998年第5期发表《民主的后援力量》,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与当时摩罗的《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一起,从不同角度触及了近似的问题。之后,她的《自由思想家王小波》、《关于人权——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上篇)、《道德问题上需要理性和宽容》、《开放的传统》、《在辩驳中前进》等文相继在《方法》发表,体现了这位伦理学家对民主、人权、宽容、理性、自由等话题的深入思考,受到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陈小雅在1998年第1期发表的《从“猫论”到“猫洞论”》以犀利睿智的目光解析牛顿和猫洞的故事,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见解。这年第2期发表的《失落的转折——从戊戌悲歌看制度效用》,则以戊戌变法失败的案例,揭示不受任何制约的政权必然瓦解的道理。

经济学家汪丁丁从1997年第7、8合刊发表《什么是启蒙》开始,先后发表《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政治 人格 道德——一种字源学与生存论的阐释》等文,以广阔的知识视野,阐述了他对思想启蒙、科学建设以及公民社会建设的理解。他还曾应“《方法》思想文化论坛”之邀,到北京外经贸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给大学生演讲。

《方法》的作者之间不乏批评,同时也不乏宽容。针对鹏令1998年第3期发表的《冷说“陈寅恪热”》,指斥知识界的“陈寅恪热”是一股“浮夸风”和“闹剧”,陈友康在同年第7期发表《陈寅恪“热”在何处》一文,指出陈寅恪能在万马齐喑的中国捍卫“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显示了傲岸人格,值得敬仰。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文章从头到尾呈现出的态度是温和而谦逊的。雷颐在1998年第8期发表《罗曼·罗兰的担忧与胡适的反悔》一文称,胡适早年曾经赞美过苏联,直到1950年代也就是近30年后,“他终于有机会对当年的观点公开表示反悔”。程巢父在1999年第2期发表《胡适的“反悔”并非在30年之后》,指出胡适对苏联的看法早就转变了。

容纳多元的观点,在20期的《方法》专题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正是《方法》有可贵的学术争鸣精神,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见解之间可以商榷、探讨。

《方法》很注重读者的意见,1987年第1期即开辟了“方法通讯”栏目,就怎样办好《方法》积极征询读者的意见和建议。1997年改版转型之后,也不吝于版面,开辟“编/读”栏目,坚持与读者的沟通。1998年第12期,刊载有读者来信的摘编;1999年第2期,刊登余道游的《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1999年第3期,刊登《我们共同拥有〈方法〉》,见证了《方法》的读者与编者、作者之间的互动。

《方法》在科学界拥有广泛的读者,这在思想文化刊物中,可谓得天独厚。《方法》的读者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院院士。据1998年10月所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读评《方法》意见调查,截至11月30日收到回函285封,到12月底,共收到318封。两院院士对《方法》杂志的办刊宗旨、方向、内容持总体肯定态度。为此,《方法》以特稿《走向思想文化的交叉时代——两院院士读评〈方法〉》发表部分院士的来信。院士们力赞《方法》学科交叉的办刊方向,支持鼓励《方法》将不同学科思想学术发展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例如,赵善欢就直接赞许《方法》“是我国目前最具代表中国思想文化的杂志之一”,江元生说:“贵刊是我国当前人文科学的最高层次刊物。”崔俊芝做了这样的评价和期望:“特别是那些揭露抨击文化科学界及政界不正之风的文章,还有那些具有‘呐喊’、‘启蒙’教育的召唤文章,它给人以明澈思考……我希望《方法》成为文化科学界的‘焦点访谈’。”可见,两院院士对《方法》两年内能实现如此成功的转型深感欣慰。

四川省攀枝花师范学校的李舸在买到一册《方法》后,在给执行主编江世杰的信中这样评价:“贵刊实乃当今国内少有的极有震撼力的启蒙刊物。我始终认为,五四所开启的新时代的序幕才刚刚拉开,她所提出的任务还远远没能完成,而完成此任务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继先驱者之后更广泛深入地开展启蒙运动——这是历史所赋予一切有良知的有脊梁的知识分子的不辞使命!”当然,一些读者也就杂志的部分文章流露的“精英气”或学究气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希望读者群能再扩大一些。

1997年,于光远在《十年回顾》一文中曾坦诚地说:“这个刊物可以说是伴随着困难诞生,也是伴随着困难成长的。”作为中国在上世纪末的一个重要思想平台,读者对《方法》既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也抱有隐隐的担忧。比如,贵州省都匀市第三中学的李士升老师在写给《方法》的信中说:“你是今天的《新青年》,你是嘹亮的警世钟。你给人乳汁,给人良药,给人安慰,给人希望,愿你不被忌恨,不被伤害,逐渐枝繁叶茂,绿荫满天。”除了来信,《方法》还接到了大量不具姓名的电话问候,“每一句问候都是那样真切,真切得令人感动。”1998年最后的一天,中午,王萍编辑离开半个小时,回到编辑部,就见门前摆着一束鲜花,静悄悄的走廊空无一人,花篮只有一句话:“方法珍重,依旧久久”。下面没有署名。

读者的祝福多么美好,读者的愿望是何等的真诚,然而《方法》还是悄悄地消失在1999年的春天。今天,重新翻阅那个时期的《方法》,我们会发现那么多的文章仍具有生命力,不仅没有过时,还会撞击我们的心扉,比如1999年第1期的专题“创造人格独立的公民社会”。在发生了汶川和玉树大地震、西南五省干旱、舟曲特大泥石流等灾难之后,重读那些探讨环境保护的文章,尤其能激起我们心灵的共鸣。《方法》不在了,《方法》的精神不死,《方法》的灵魂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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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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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再有一万个梦,也注定了只有一片天空,一块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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