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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庚子年——一百八十年来故国

傅国涌按:
 
将近一年前的除夕,我花了一整天,写了这篇《庚子年——一百八十年来故国》,首发于“东方历史评论”公众号。庚子年将尽,辛丑年来了。我重发此文,既是回望,也是告别,更是等待。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博物馆我曾看到过伦勃朗画的先知耶利米,枯井中的先知依然双目有神。我想起《耶利米哀歌》第四章震撼人心的那句话:“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的日子满足,我们的结局来到了。”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鲁迅先生在《祝福》的开头写下这句话,是在1924年2月7日,九十六年过去了。我少年时初读此篇,就记住了这一句,每当旧历年降临,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一句,“毕毕剥剥的鞭炮”会告诉你又是一年结束了。己亥年即将告终,即将来到的是又一个庚子年。
 
这一古老的纪年方式,一直没有离开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六十年一甲子,以天干地支构成的纪年方式就会轮回一次。人生有限,许多人终其一生大约也只遇到一个庚子年。长寿如周有光先生(1906—2017),就只遇到一个庚子年(公元1960年1月28日—1961年2月14日)。鲁迅先生(1881—1936)一生不足五十五年,他遇到的庚子年就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当然,陈寅恪先生(1890—1969)就遇到了两个庚子年,鲁迅和周有光遇到过的,他都遇到了。
 
一、“万千哀乐集今朝”
 
不说远的,一百八十年前的庚子年(公元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即清道光二十年,刚写完《己亥杂诗》一百二十五首的龚自珍(1792—1841)还在世。他的《己亥杂诗》其七十六说:“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其实,用不了五十年,就在他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那个庚子年,时代拉开了大变动的序幕。他亲眼目睹了鸦片战争的爆发,他曾寄予厚望的钦差大臣林则徐被革职,随后又被流放。
 
多年前,他在年轻时就写过《尊隐》一文,其中说: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
 
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他已敏感地呼吸到了所谓“盛世”中的衰亡气息。在他早年写下的《乙丙之际箸议》系列中,他划分了“治世”、“乱世”、“衰世”,并给“衰世”这个概念作出了前无古人的界定——
 
“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也就是说,举国上下都是浑浑噩噩之辈,不过是吃喝玩乐、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像“治世”,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俨然,似乎连声音笑貌都像治世,然而这却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不仅朝廷找不到像样的宰相,军队找不到像样的将军,学校找不到像样的读书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找不到了。明明是离“乱亦竟不远矣” 的“衰世”,世人却毫无知觉,仍沉浸在“康乾盛世”的大梦中。
 
龚自珍的声音并没有被他的同时代人听到。
 
他生于1792年,就是《红楼梦》最早的刻印本流传的那一年,也是英国马戛尔尼勋爵带领的使团来中国叩门的前一年,垂垂老矣的乾隆皇帝还在位。我想起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那番话:“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如果回到清道光二十年,中国进入唐德刚所谓“历史三峡”的那个庚子年,这番话用在龚自珍身上无疑也是贴切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定庵而已。
 
1839年,他的《已亥杂诗》其九十六已敏感地捕捉到了“盛世”中的危机信号: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聚今朝。
 
当然,后世的读者更喜欢他的《己亥杂诗》其五,许多孩子也能朗朗上口: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1841年9月26日,龚自珍如花一般凋谢,却化作了华夏大地上的春泥。其时鸦片战争尚未结束,《中英南京条约》还没有签订。
 
他没有活到五十之年,在农耕时间的轮回中只经历过一个庚子。但他对未来的历史性预告,一百八十年来一直在激起不同的回响。他的隔代知音包括了梁启超、苏曼殊、鲁迅、柳亚子……
 
二、“孤檠长夜雨来时”
 
一百二十年前的庚子年,1881年出生的鲁迅(周豫才、树人)还不到二十岁,正在江南陆师学堂附属矿路学堂求学。虽然他已在南京最初接触到声光化电,读过赫胥黎的《天演论》,知道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多葛学派,却还留着长长的辫子,写的也是文言文、旧体诗。现存的就有《寄诸弟》三首:
 
其一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其二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
 
其三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124—125页)
 
1900年1月26日,鲁迅从南京回绍兴度岁,2月19日返校后写下这三首惜别诗。4月14日,弟弟周作人收到他托人带回的信和三首诗,并抄在当天的日记中。此时,他们都未意识到浩劫将至。
 
当年5月下旬,义和团在卢沟桥一带毁铁路、火车、电线,杀洋人四人、伤四人。此前在山东等地杀传教士、教徒、焚烧教堂。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庚子劫难中,天主教传教士遇难44人,信徒18000人;基督教传教士(及家属)遇难186人(或188人),信徒1912人(另说5000人)。
 
清廷袒护义和团,甚至想利用他们来对抗列强,因列强试图要慈禧归政于光绪帝,触及她的权力底线。6月10日,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6月15日,远在绍兴的少年周作人在日记中说:“闻天津义和拳匪三百人,拆毁洋房、电杆,铁路下松桩三百里,顷刻变为面炭。为首姓郝,盖妖术也。又闻天津水师学堂亦已拆毁。此等教匪,虽有扶清灭洋之语,然总是国家之顽民也。”(《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144页)
 
四十岁的郑孝胥时任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兼汉口铁路学堂校长,他在这一天日记中也说:“北方警报益恶。……如诸报皆确,则京师必亡,太后必将西幸,皇上其危矣,伤哉。自古亡国未有如是之速也。”(《郑孝胥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760页)但慈禧太后并无这样的预见, 21日她竟下诏向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及西、比、荷等十一国同时宣战。
 
一位年轻的法国人、未来的汉学家伯希和在北京写信给人说:
 
中国人准备同一时间与全世界为敌,这真是个绝妙的想法。……中国人一直自以为是最强大的,然而这五十多年来在被视为圣地的首都到处可见一些长着长长的红色或黑色毛发的妖魔,这些年积累起来的对这些妖魔的忌恨令中国人使出浑身解数向外交团挑衅。……
 
(【法】伯希和,萧菁译《北京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111—112页)
 
其实,不是中国人准备同一时间与全世界为敌,而是慈禧太后及其统治集团要与全世界为敌。
 
6月20日,周作人接到哥哥南京来信,“云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想是谣传也。”7月1日,他听说战火将烧到上海、杭州,“时势如此,深切杞忧”。(《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145、147页)
 
8月14日,八国联军开始攻入北京。次日早晨,65岁的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出京。到怀来县,她布衣椎髻,在接见知县吴永(曾国藩孙女婿)时,竟放声大哭,“声甚哀恻”:“予与皇帝连日历行数百里,竟不见一百姓,官吏更绝迹无睹。……”慈禧老太太哭罢,告诉吴永路上的苦况,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无打水的器具,或井中浮有人头,只好与皇帝共嚼秫秸杆解渴。昨夜无处安睡,只找到一条板凳,与皇帝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吴永口述的《庚子西狩丛谈》记下了慈禧太后这一路的颠沛流离。(【清】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70页)这一劫最后以“庚子赔款”告终。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说:
 
所以这庚子年影响的重大,并不下于戊戌,可是它在我们乡下少年,浑浑噩噩不知世事,一知半解的人,有怎么样的影响呢?就我自己来说,这影响不怎么大,只就以庚子为中心的前后两年看来,胡涂的思想,游荡的行为,那么的下去,怕不变成半个小拳匪和半个小流氓么?这个变化,乃是因为后来事情的偶然的转变而阻止了,我被逼而谋脱出绍兴,投入南京水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知堂回想录》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69页)
 
曾显赫一时的两代帝师、户部尚书、戊戌年被罢官的翁同龢,在故乡常熟战战兢兢地挨过了这一年,在除夕(1901年2月18日)这天的日记中写下这番话:
 
“此一年中国事如此,远瞻宸极,俯视乡闾,百念交并,诸疾并作,近日耳鸣足欤,甚矣其衰也。”(《翁同龢日记》第六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3311页)
 
其时,翁同龢不过七十岁。
 
开创过湖南维新运动新局面的巡抚陈宝箴却未能挨过这一年。7月22日,“忽以微疾卒”,不足七十岁。
 
曾任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侍郎的张荫桓,因支持戊戌变法被发配新疆,也未能逃过庚子一劫,于1900年7月31日被杀,终年六十四岁。
 
民国元年(1912年),与庚子年相距十二年,三十二岁的鲁迅读了《庚子记事》一书,说了一句:“其举止思想直无异于斐、澳野人”。民国十四年(1925年)6月16日,他已四十四岁,在《杂忆》一文中说,“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什么?” 他又一次想起了二十五年前的庚子年——
 
或者要说,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于一种特异的名称既可放心利刃。先前则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庚子年的义和团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为教徒,据云这铁证是他的神童眼已在那人的额上看出一个“十”字。
 
此文结束时,他写下这些话:
 
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225、226页)
 
三、“黄鹤一去不复返”
 
六十年前的庚子年,陈寅恪先生(1890—1969)已年过古稀。
 
他生于1890年,十一岁遇到第一个庚子年,那年元宵节,母亲教他南宋词人姜白石的《鹧鸪天·元夕不出》,其中有“卧听邻娃笑语归”等句。可是,他笑得出来吗?不到半年,祖父陈宝箴离世,全国笼罩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战火阴影中。
 
此时他已随父亲陈三立移居南京头条巷,发愤读书,以致伤了视力。他的大舅舅俞明震成为江南陆师学堂的总办,是附属矿路学堂学生鲁迅眼中的“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
 
六十年后的庚子年,一代史家早已双目失明。此时,饥荒席卷大江南北。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这当然不是粮食最缺的几个地方。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都降低了。(对于这一个庚子年前后的气象和水文情况,可以参考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方法》1998年第10 期)
 
生于1915年的红色少年、会计学家顾准先生(1915—1974),曾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此时已成为体力劳动者。1959年到1960年,他在河南商城种菜之余写下的《商城日记》,忠实地记录了正在蔓延的大饥荒和他的心路历程:
 
“而食物的额外供给,几乎全部断绝。呜乎,其不肿也几希。
 
地头浮肿,大家决口不谈休息与营养,其实心照不宣,大家知道是休息与营养问题。”
 
“……旱灾说成丰收,水利与猪场齐举,惜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赫鲁晓夫说,中国的国庆庆典是盛大的,则大会堂北京饭店朱门之内,当不免朱门酒肉臭也。”
 
1960年3月2日已是庚子年,他在残留的日记中写下了对未来的思考:“这一二个月来,愈来愈觉得,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靠爆炸式的改革做不到,而且后果也不好。四年来的历史发展似乎在走另一条路——自然演化。……不同意见的人们必定要组成不同的社团,发展的结果必定是社会主义的多党制度。”(《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178、179、261页)
 
转眼六十年矣。这些问题是比他年长一辈的陈寅恪先生从未想过的,陈先生自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他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戊戌变法前在湖南的作为不知道怎样影响了童年的他。戊戌变法前夕,曾多次出国、见多识广的张荫桓,听说湖南竟然满城电灯,上一年乡试就用上了电灯。在1898年5月23日的日记中感慨地说:“湘中能通电线已不易,复张电灯,抑何开新之速也。”(《张荫桓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533页)
 
童年陈寅恪耳濡目染,家国之痛,时代沧桑,尽在他的心头。他在生命最后时光留下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六部分即《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其中论及:“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求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203页)
 
距他祖父故世六十年,又一个庚子年来了,饥荒袭击这个古老的大国。1959年,中山大学曾经想照顾这位“教授中的教授”,奉命登门商量如何补助食品供应的膳食科长对他说:学校准备每天供应他四两肉,他的夫人二两肉。后面还有一句:“六两肉就是十二个人的分量。”他听了,脸色突变。结果不欢而散。他不要六两肉的照顾,中山大学党委为此还专门开过讨论会,许多人认为膳食科长没有错,一位干部气愤地拍桌子说:
 
“陈寅恪有什么了不起,他能生产一亿斤粮食出来给他什么都可以。”(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297—298页)
 
他当然生产不出什么粮食来,更不要说一亿斤。“著书唯剩颂红妆”,他只能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样的著作。难怪他吟出了“折腰为米究如何”“折断牛腰米未多”这样的诗句。
 
这一年,他在第二次政治排队中再次被列为“中右”(上一次是1958年)。虽然7月29日,因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提名,他和沈尹默等四人被任命为副馆长,但在《光明日报·史学》《史学月刊》上批判他的学术观点和史学方法的文章,没有断过。(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392页;卞僧慧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313、314页。)
 
又一个庚子年将至,大江南北为源出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所牵动。据前几天《楚天都市报》报道,武汉从2020年1月20日起派送20万张惠民旅游券,预约成功的武汉市民和游客,可于庚子春节到元宵节免费游览黄鹤楼、东湖梅园等景区。因病毒肆虐,1月21日上午,武汉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官方微博@武汉发布 转发了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的紧急通知,庚子年春节的文化旅游惠民活动延期举行。
 
上一个庚子年,陈寅恪先生在广州想起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和元稹的《有所教》,曾吟出《庚子寒日次唐人韵二首》。七十一岁生日那天,他也曾集唐代两位诗人崔颢、杜甫诗句自寿,可惜都已失传。(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967页)崔颢生平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首诗当然是《黄鹤楼》,一千三百多年来,国人一直念叨着这些像长江一样流淌在母语时空的诗句: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2020年1月23日凌晨2:39,@武汉发布 转发《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通告》:“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
 
这个庚子年的春节,黄鹤楼上将只有白云空悠悠。
 
2020年1月22日初稿 1月24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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