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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窑洞中的特权

延安窑洞中的特权

——读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之一

傅国涌

王实味在延安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共产党治下的“革命圣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惹祸上身。当时延安的等级制其实不是什么秘密,那些为追求平等、公正理想而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用不了多久都会经历理想幻灭的过程,只是多数人不会像他那样公开直言,更多的人是私下抱怨,萧军日记中记录了大量耳闻目睹的事实,他也是牢骚满腹。之所以他会拍案而起,为他并不认识的王实味说几句公道话,根本原因还是他们有许多同感,对延安的等级制、特权现象一样有诸多不满。

萧军在延安多年,内心一直在挣扎,渴望离开,一次次又没有走成,拖到抗战结束。早在1941年5月12日,他就说“自从到延安以来,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袭着”,“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来集合了!”这些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特权在那里或隐或现,一个有个性、有棱角、自视甚高的作家,当然很不习惯这样的环境。次日下午看到江青,又引发了他内心的这种不平,“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因妻子分娩,当年6月24日他在医院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

“①李伯钊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②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造成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③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④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⑤各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二十几元钱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知道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

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延安,革命阵营大大小小掌握着权力的人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享受也是有限的,一句“馒头也是白的”可见一斑,但他们在物质上的供应远比普通革命者充足。这种不平等一直在悄悄蔓延,并成为私下的谈资。王实味杂文中的概括实际上引发了延安许多人的内心共鸣,也因此遭到严厉压制和打击。萧军看见延安的不平等,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认为“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他不曾想到的是,革命并不一定消除这样的不平等,也可能加剧这样的不平等。依靠革命并不能限制特权,不能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解决,革命只是权力更迭的手段,而无法达成革命许诺的一切美好目标。多少青年的热血因此被榨干,多少青年的理想因此被出卖,革命成为个别人及其子孙占有并享用最多社会资源的途径。

只是萧军1941年2月16日所断言的“文化人如今是纷纷而来,将来一定要纷纷而去”,并没有发生。大多数文化人屈服了(连王实味最终也屈服了),甚至完全融入这个“革命”的大染缸中,成为这个“革命”的一部分,即使遭遇了严酷无情的迫害也无法认清这场革命的真实面目,像司马璐这样选择离开的少之又少。反而,他们甚至认为“光明越大,黑暗越显,它将过去的”。

萧军书生意气,始终看不惯阴暗丑恶的现象,乃至到了东北,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被出局,也是自然而然的了。这一点他似乎也有自知之明,1941年7月31日他在河中洗澡时想要离开延安,“我对于这里不再存有着什么流连和幻想,我是将永远不为既成的势力所容忍的——无论国民党,共产党——我也决定一生和这些庸俗的东西们战斗着。”

悠远的中国文明史中没有产生像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及基础》这样的著作,对此进入深刻的思考,更没有产生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政府体制的相互制衡等问题作严肃而认真的论证。对于人性中的幽暗以及权力必然带来的恶缺乏清醒的洞察,总以为王朝更迭可以解决问题,结果充其量只能在揪贪官、反腐败上做做文章,对于这样循环演出的戏码,公众也往往乐此不疲,千百年来似乎百看不厌,最终特权还是特权,等级依然等级,在古老的土地上,平等、公正这些名词始终停留在字面上,无法为我们日常生活所拥有,一代又一代人都在苦闷和无望中死去,特权的享受者也照样没有得到真正人的尊严。享有特权和没有机会得到特权的大多数人,在价值观上是同构的,都是在这个染缸中泡大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一致。这是千百年来的制度累积造成的,或者说是政府的性质决定的。18世纪卢梭在《忏悔录》中的那一句真是可以力敌千钧:“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

萧军自称“真正的普罗米修斯”,很遗憾,他没有盗到真正的“天火”。不过有一点他的自我评判是准确的:“装点和取悦这全不是我的长处,我爱悲剧,这才是人来最崇高的感情表现,它可以提高人,净化人。”他一生的道路比他的作品具有更动人的力量,那才是真正的悲剧作品,他虽然成为中共的同路人,选择了延安,一度是毛泽东的座上客,对毛也颇有好感,却没有选择“装点和取悦”。他在1940年代的延安看到了种种不平等,对革命中的特权有深深的反感,不仅记在自己的日记当中,也表现在公开的言行上,包括决绝到乡下种地。但他依然无法挣脱那张革命之网,不可挽回地成为大时代的牺牲者,他所厌恶的那些特权随着时间,越发在这片大地上森林般地生长起来。文坛上已然缺乏敢于直言的作家,各个领域被动的顺从者远多于独立的清醒者,更不要说批判者,而反抗者的命运则是牢狱。毫无疑问,今日之现实与延安窑洞之间是一条直通车道,没有任何的障碍。面对这样的时代演变,这个人口超大的民族眼看着无法抗拒而深感无力。老实说,我们还处在启蒙阶段,多数国人远不明白人类文明中早已成为常识的那些思想、观念、价值,对自身的处境和命运,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未来都缺少真实的认知,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十分匮乏,没有办法辨识那些由掌权者过滤后提供的信息,说到底,不是生活在真实中,而是一直生活在谎言和欺骗的捆绑中。虽然,在教育、新闻被权力高度垄断的情况下,要大面积走出这种蒙昧状态十分艰难,但在网络无远弗届的时代,缝隙依然存在,只要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如此行,并日复一日的去行,窗越开越多,乃至门慢慢打开,一切也就皆有可能了。

2014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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