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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一个报人记录的一个时代

胡政之:一个报人记录的一个时代

  傅国涌

胡政之:一个报人记录的一个时代
           【胡政之(1889—1949),名霖,字政之,笔名冷观,四川成都人。 】
胡政之:一个报人记录的一个时代

在新闻史上巍然屹立的《大公报》之所以成为第一流的大报,与两个关键人物张季鸾、胡政之是分不开的,穿长衫不穿西装、富有文人气质的张季鸾生前没有出过文集,他不无自嘲地说自己的文章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拿去包花生米了。直到他去世后,十五年的老搭档胡政之才给他编了一本《季鸾文存》。穿西装、像个老板的胡政之则没有这样的幸运,当《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由后人编辑成书、终于出版时,离他谢世几近60年过去了。

在了解民国初年这段历史时,我常常会想起只活了32岁的杰出记者黄远生留下的那本文集《远生遗著》,那几乎是一部活的民初史,可惜他的生命太短了。胡政之自1912年进入《大共和日报》,到1948年在上海病故,两度主持《大公报》,手创国闻通讯社、《国闻周报》,他在新闻舞台上活跃的时间大致上与民国在大陆的三十八年相始终,倾注着一代报人毕生心血的《胡政之文集》,厚厚的两本,上千页,正是他留下的一部时代实录,我们几乎可以当作“一个人的民国史”来读。

在同时代的报人中,胡政之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他很早就认识到中国人缺乏世界知识,这是中国社会进步迟缓的重要原因,从他进入新闻业早期开始,他就非常重视对中外关系、国际形势的报道、评论,日本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时,他还是《大共和日报》的驻京特派员,在信息封锁很严厉的情况下,他每天千方百计获取点点滴滴的消息,以电讯形式发给报社,留下了那段交涉中的许多蛛丝马迹。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非常关注,不断发表有见地的文字。他认为要养成国人对世界的判断力,就必须加强对国际事务、世界潮流的系统报道,让读者明白来龙去脉。他是唯一全程采访了巴黎和会的中国记者,这是他一辈子引以骄傲的一段。抗日战争期间,他曾作为中国访英团代表之一,前往英国从事民间外交,抗战胜利后,他成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之一。在这期间,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通讯《十万里天外归来——访英游美心影录》、《纽约归鸿》、《美国归来》等,都显示了他健全的国际知识和他的远见卓识。我以为,《大公报》的国际报道和评论始终高人一筹,在同时的报纸中显得出类拔萃,这与他的重视以及他对国际大势的清醒认识是有很大的关系。

胡政之是个非常理性、严谨的人,他的文章也是以说理见长,而不是以文采取胜,他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踏实,诚恳。可以说,他的采访、政论和时评都是如此。他一生心无旁骛,一直没有离开心爱的新闻事业,几乎亲历了那个时代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是许多事件的重要见证人,除了上述外交史上的几次大事,包括张勋复辟,张作霖退出北京,东北易帜,大革命风暴中的武汉,“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等等。他采访过的各方面人物也可谓多矣,无论面对如何显赫的政要,他都能做到不卑不亢,并以平视的眼光看待,国民党掌握政权之后,他曾多次采访蒋介石、胡汉民、阎锡山、白崇禧、张学良、李宗仁、于右任等人,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历史人物具有个性的举止、谈吐。他第一次在南京见到蒋介石,时在1930年,“综观蒋氏态度,出语甚少,而听话颇凝神注意。”在蒋的居所,他没有看到旧日军阀穷奢极欲的气象,也没有看到时髦阔人的欧式生活痕迹。“性格谨严”却“雄辩滔滔”的胡汉民,“议论明快,口若悬河”,与蒋的“木讷”正好构成鲜明的对比,只是这位立法院长的住所比蒋处更狭小,起居也更为俭朴简单。

“九一八”事变后,他是第一个见到张学良的记者,张亲口告诉他,自己早就下令,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率先遭到攻击的沈阳北大营,那里的东北军其实是没有武装的,他们的军械事先都被收缴,存放在库房里。身为东北军主帅,年轻的张学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变将意味着什么。这些第一手的采访报道迄今还没有受到历史研究者的重视。

在波诡云谲的大时代里,胡政之有着很清楚的角色定位,那就是做一个报人,在这个位置上发挥作用,对于办报、如何做记者他都有很独到的见解。早在1917 年,他就提出新闻事业的天职有两个,一是报道真确公正的新闻,一是铸造稳健切实的舆论。到1934年,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他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中国国民一个大毛病,就是不说真话,而且不许人说真话!因为不许说真话,所以整个社会,充满着诈伪、虚骄、自欺欺人的空气,把人生也弄成空虚而没有意味。久而久之,谁都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他认为新闻记者的责任很重大,不仅要说真话,而且要和史官一样兼有才、学、识。他一再强调,新闻事业是国家公器,不应该只看重营利,虽然他不反对赚钱,但不能专以赚钱分红为目的,如果只为了求利,世间其他的买卖很多,何必办新闻事业。他说,新闻事业也不应该为政治利用,而是要为公理张目。人类是政治的动物,不能与政治绝缘,但新闻纸应该以极超然的态度,公正是非,为公理公益监督政治。新闻记者运用这个公器,是需要勇敢,智慧,果决,明敏,谦逊,自制;要有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他的许多思想,今天看来还是一点都不落伍。我特别留意到 1944年4月他发表的那篇广播讲话《宪政风度》,将“宪政风度”简明地概括为四个要点,一是服从法律,二是尊重自由,三是公道竞争,四是容纳异己。他明白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的,但除了这条道之外,人类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

读完此文我猛然想起他的法学背景,虽然他一辈子献身新闻业,他心中的宪政梦却是不曾磨灭过的,他只是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推动中国。1948年,当他在辗转在病床之上,即将离开人世时,他栖身的这片大地正面临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未来他已看不到了,他与那个时代一起合上了双眼。他的生命已经完成,他没有虚度此生,他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了那个大起大落、流血流泪、悲歌慷慨的大时代,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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