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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二十四年前的退隐梦

金庸二十四年前的退隐梦


    【此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初版于10年前,10年后新出的修订版已增删幅度很大。可惜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这个版本只是个删节版,不能呈现金庸人生的全貌。】

金庸二十四年前的退隐梦

傅国涌

 

1989年5月20日,金庸分别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姬鹏飞,辞去基本法草委的职务。同时写信给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安子介,辞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及执行委员。从即日起不再担任上述职务。第二天,《明报》在要闻版刊登“本报专讯”《查良镛昨提辞呈  辞去基本法草委 并辞咨委会委员及执委》……

五年风风雨雨的草委生涯至此结束。

同一天辞职的草委有圣公会港澳教区主教邝广杰,宣布暂停草委工作而被免职的还有李柱铭、司徒华。

在古人中,金庸最仰慕的是范蠡、张良,都是轰轰烈烈之后飘然而去,他心中一直有一个“退隐梦”。早在1960年10月5日,他就在《明报》说:“张良的结局怎样?范蠡的结局怎样?因为大家不知道,就容易引起各种有趣的想象。”

1980年代后期香港未来政制方案引起的风波,让他心力憔悴。“九七”之后的不确定因素,他也不会完全无动于衷。1989年初,他对记者说,“希望能把大部分报社工作托出去,让自己进入半退休状态,过些自己喜欢的生活,比如:弈棋、读书、旅行,或者再写点小说。……如果要写,就写哲理性小说,以哲学为内容,希望新的东西能有新突破。”

当年5月20日,他辞去香港基本法草委那天,正好是《明报》创刊30周年,因台风袭港,狂风暴雨,交通停顿,筹备了好几个月的庆祝酒会只好取消,当天刊出随报附送的三十多版报庆特刊,香港总督卫奕信和很多文化名流有贺辞,《明报》的编辑、记者、作者、读者都有回忆文章,他在《感恩与报答》中想到了汤因比的话,“一种文明的生存,在于能成功的应付挑战。”原本打算在5月30日举行的宴会也因国事剧变而停办,31日,报社员工在八楼以茶会形式聚会,他在会上颁赠长期服务奖状及金牌,感谢三十年来员工的辛勤服务和卓越贡献。他宣布,自6月1日起,不再担任社长之职,只担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另组行政委员会,由《明报周刊》督印人兼总编辑雷伟坡、《明报》总编辑董桥、《明报》督印人吴霭仪、《明报》集团副总经理许孝栋四人组成,雷任主席。6月1日,《明报》刊出“本报专讯”《查良镛今日卸社长职  续任明报集团董事长》,公开了他的决定。他表示,“年事已高,不胜剧繁,退休之念存之已久,希望逐步提升本公司年轻一辈接班,从家长式的管理改为制度化的管理。”

自这年4月中旬以来,《明报》社评的标题常常“宋体加黑”,有时几乎天天都是,他亲自执笔,6月11日的那篇还署了名。他说,“中立与客观”向来是《明报》的立场和方针,他不断提醒年青的工作人员,“无论如何要冷静理智,要分辨谣言和事实,要记得自己对国家、社会和广大读者负有责任。那一段时期中,不但每天说,在紧急的时刻更加一天中说上数次。但是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都有热血和热情,人不是机器,怎么能在这重大的关头保持绝对的冷静与客观呢?”

几乎每一份钟,都有电话打进报馆来,或提供最新消息,或表示强烈意见,在这样的气氛下,要保持理智客观真是难得很了。但报纸在任何情况之下必须保持理智客观。应当像一面明亮的镜子,将事实真相不加任何歪曲的反映出来。“由于当时局势的混乱,真实消息的来源困难、采访工作受到当局的严重限制,也由于工作人员个人的热情和冲动,在新闻的发布和处理上,我们不能理智冷静,也曾有不少错误。……我们的方针永远是:尊重事实的神圣,那是不可歪曲的;保持意见的自由,那是应当独立的。” 【《事实神圣  意见自由》,《明报》1990年5月20日】

不仅一般记者,就是《明报》高层的董桥、吴蔼仪、张健波等人也都热血澎湃。五年后,回顾那些日日夜夜,董桥说,“《明报》上下不眠不休的情景恍如昨日。我当时常常想:我们到底不是卖成衣的,也不是卖糕点的!”【《明报》1994年5月20日】

6月份《明报》的日发行量意外地超过20万份,达到《明报》史上的最高峰。《明报周刊》的发行量一度高达30万份,稳居香港娱乐周刊的榜首。《明报月刊》6月号,第一版印出,顷刻卖光,改版加印,又卖光。一连印了四次,供不应求,而后面印的内容与前面有很大变化。刚刚接任总编辑不久的古德明说,虽然这是创刊三十三年来销量最高的一期,编辑部里却没有一张笑脸。

当年7月16日,《百姓》半月刊报道,根据可靠消息,金庸已委托律师行安排申请移民外国之手续,目的地为加拿大。报道提到他原有退休后到西湖附近买屋之意,加拿大虽有枫红美景,又如何能跟秀丽江南相比。并感叹他如真的移居异邦,《明报》是否还继续经营?[沈慎《查良镛移民加拿大》,《百姓》半月刊1989年7月16日,51页]

移民的事此后再无下文。他倒是向外界透露了出售《明报》股份的消息。三十年来,《明报》一直只有两个股东,他占八成股份,沈宝新占两成股份。消息一传出,不少财团主动表示,希望能收购《明报》,包括国际传媒大王梅铎的《南华早报》、英国报业大亨麦士维的镜报集团、新加坡《联合早报》集团、日本德间书局集团等。香港百富勤证券公司的梁伯韬与创办《资本》、《资本家》杂志的出版商郑经翰联手和他有过多次接触、协商,价钱差不多已谈好,梁、郑连一张10亿元的支票都准备好了。但最终没有达成协议,他觉得他们收购《明报》只是商业行为,无法体会《明报》包含的文化意义。他決定暂时搁置出售《明报》的计划,先将《明报》上市,发行股票。

1990年,《明报》集团年赢利达到7000万港币,1991年冲破1个亿。他的个人资产估计超过了6个亿。1991年,《资本》杂志的“90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上,他名列第64位,沈宝新名列112位。他创造了商业社会“文人办报”成功的一个神话。倪匡曾跟黄霑讨论过,“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文人不做官而能致富者,怕只有金庸一个人,举不出第二个例子来了。”[《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5页。]

1991 年3月22日上午,《明报》企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正式上市,包括《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出版社及翠明假期旅行社等,合并估价5亿8千万元,共发售了7500万股新股,每股认购价2.9元,吸纳了2亿1750万元,净得资金近2亿。他表示,至少为《明报》再服务三年。

“《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镛个人的远见。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60年代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将《明报》塑造成了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可见他的高瞻远瞩。”此时,王世瑜还没意识到,他已在着手卖掉《明报》。

早在1986年他就在报社内部多次说过,“我希望报馆现代化,我们长期家庭式经营,今后要制度化。”他曾说:“我想报馆由一个人控制,一个人死了,报纸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使个人被暗杀,报纸还是可以营运下去,所以我提出要制度化。”[《金庸与报业》,292、287页] 其实他也是为“九七”做准备。

1989年,他为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写序说:  

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

连韦小宝最后都坐拥七美,隐居大理去了。但对他来说,所谓“退隐”只不过是卖掉《明报》而已。将《明报》上市是他退休计划的重要一步,他并不想通过上市赚大钱,而是想減少对《明报》的控制和参与,最终完全退出。《明报》上市,他的持股量从八成減到了六成。

 1991年他将《明报》控股权以技术性方式交给了年轻的于品海。  

1992年,《明报》从北角搬到柴湾,启用新的大厦“明报工业中心”,1966年以来在北角度过了四分之一世纪,那是《明报》的黄金时代,也是查良镛时代。那时,外人并不知道他将要完全退出《明报》,蒋一樵在伦敦访问他时,还对未来寄予期望:“他办报的原则,或许不应只依随于难以恒常定义的所谓国家利益。……他若能以伏枥之心,以更高层次的民主自由精神以励新闻事业,并在九七后留守香港,为保卫神圣的言论自由再尽余力,尝试把报业提升到西方的第四权力,而不只是一部滚滚的印钞机”。 [《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3页。]

 

      蓬莱极目觅仙山,但见白云相往还。放下无求心自在,琼宫仙境即人间。

 

     1993年3月20日,他与江泽民会面的第二天,由张浚生等陪同前往山东旅游。在蓬莱阁看海时,应管理人员之请,即兴题了这首诗。回到香港,他就找共创《明报》的老搭档沈宝新,商量一起退休。

长于经营管理的“铜笔铁算盘”沈宝新,自《明报》创刊以来一直负责经理部的全部工作,他从不干预。 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但他们相互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对于编辑部的各种错误疏忽,沈宝新从未有一句怨言,他也从未一次看过经理部的大小帐簿(偶尔查阅薪水、成本等,目的只在做计划,而非审核。)他说“我们互相绝对信任”。[1974年5月20日,《明报》创刊十五年社评《友谊的集团  愉快的过程》] “我跟沈先生合作到退休,合作无间,两人从来没有吵过架,他对我很尊重,我对他很客气,我们私交也不错。我们两人个性都很温和,都不是斤斤计较的。”[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01页]

长期以来,《明报》除了日晚报,明报集团的月刊、周刊、书籍都由沈宝新个人全资的新昌印刷有限公司代印,仅1986年到1990年10月31日,五年7个月间付出的钉装、印刷费就有一亿六千三百二十万港币。他因顾全老同学情面,也不好改变。[《金庸与报业》,323、295页]

    沈宝新支持他的决定:

     良镛,三十多年来,你关于《明报》的任何大小决定,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一件。这最后一个决定我自然也欣然同意。我和你初中同级时,你是级长。我打篮球,是级队选手。我只求比赛赢球,至于要我做前锋还是后备,毫无问题。我们办《明报》大赢,年纪大了,自然要退居后备。《明报》现在还大赢特赢啊。

1993年 3 月,他逐步将自己在“明智”的股份减至两成多,收回一亿七千万元。3月31日,他和沈宝新分别辞去董事局主席、副主席之职,从4月1日起他只担任名誉主席、非执行董事,于品海接任董事局主席。[《明报主席查良镛昨退休   改任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明报》1993年4月1日]

第二天,他在《明报》发表《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说:

      这样安排之后,我当然不再“拥有”《明报》了。但什么叫做“拥有”?你能永远拥有你的一切么?二、三十年之后,我人都不在了,还能拥有什么?……再过三、四十年,于品海先生也要将《明报》交托给别人了。他比我小三十几岁,总可以再主持三十几年吧?

(节选自《金庸传》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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