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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年华凝成冰——故乡雁荡杂忆

 
我喜欢东山魁夷的画,也喜欢梵高和塞尚的画,这几年无论是去日本,还是去法国、荷兰,念兹在兹的就是去看他们的画,那是我三十多年来的念想,翻出1988年1月14日好友张铭写给我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大谈对梵高、塞尚、东山魁夷的理解,今天读来依然让我怦然心动。那时我在雁荡山中的一个乡村中学教书,他还在温州师范学院美术系就学,当时他刚听了一位姓钟的老师的绘画讲座《风景画的意境和情趣》,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见解,并抄在信中与我分享:
 
钟先生认为风景画所追求的目的是意境和情趣,这是一个非常狭隘甚至错误的观念。只要稍做一些思考就会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样理解风景画是幼稚、肤浅的。试看梵高、塞尚、东山魁夷等大师的风景绘画就得到这个答案。像梵高,难道你能用意境和情趣这种简单而苍白的词语加以论述吗?梵高的风景画和他的静物、人物画一样都表现了这位天才艺术家内在的悲剧性。梵高的绘画使人类的视觉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绘画艺术的色彩、线条其本身的存在价值。我们可以从他那富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看到这位艺术家颤栗的心灵!他那像宗教一样虔诚的艺术表达形式如果被认为只告诉世人一种所谓的意境和情趣那是一个多么悲剧性的见解,可以这样说,梵高神经质的笔触和色彩就是梵高艺术世界的全部。像塞尚这位被称做“现代绘画之父”的人,有人说他笔下的世界是通过心灵“全部重来”的结果,并非视觉的直接产物。他那纪念碑式的绘画,那坚实、静止、永恒的山坡、树木、陶罐、水果和意境、情趣又有何相干?如果谈到东山魁夷这样一位伟大的画家,你拿意境和情趣来看待他的作品,同样是一种以蠡测海的无能为力的行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定的人格和素养是不可能走进东山魁夷世界的。因为我有这样的感觉:一些高尚的艺术有时候不可能用诱导和解释来教会一个平庸的人去体验它的价值。因为他感觉不到,也永远不理解美是什么!从东山魁夷的风景画中我们应该可以通过宁静这个审美过程去发现一些自然和生命的秘密。正像柏姆所说的通过“内生”见神一样,真正高尚的艺术只通过心灵的交换存在为有智慧的、热爱美的人的心中。……
 
我从未学过画,三十多年来,东山魁夷、梵高、塞尚这些画家的名字之所以常在我的心中浮现,就起源于张铭,起源于我们在八十年代的交往。自1985年起,跟他一同看梵高的向日葵、塞尚的苹果、东山魁夷的椅子(当然只是在画册上),听他分享他领悟的审美秘密,那些场景、声音似乎很缥缈又很切近。
 
有一次他在楠溪江畔写生,见到一片很大的丛林,他看了很长久,觉得水彩太单薄,看不穿她,也画不了她,他感到痛苦,想起了东山魁夷——
 
“我们不能像东山先生一样把看到的风景凝固,成为永恒。使后来的人类用东山先生的心一样看风景,东山先生将来死了,但东山先生看到的风景没有死。风景是人的风景,没有人,何谓风景呢。”
 
我之走近东山魁夷是从他的散文《一片树叶》开始的,张铭也很喜欢他的散文。东山魁夷是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在温州九山湖畔的夜色之下,一起散步、谈天的还有张铭的同班同学任学林,大高个,说话却是细声细气,带几分腼腆,我们成了最紧密的精神伙伴,谈艺术,谈文学,谈社会,谈人生,我们不仅有着相似的审美倾向,而且对现实有许多共同的认识。我们没有辜负生命中的黄金时光,都曾勇敢地想过,也勇敢地做过。关于“勇敢”,学林后来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抄过一段话:
 
“勇敢是人的责任,是一种无穷尽的责任。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勇敢仍然是重要的,一个人的首要责任仍然是克服恐惧。我们必须摆脱恐惧,否则一事无成。一个人如果不把恐惧踩在脚下,那么他的所做所为就是奴性的虚伪的和徒有虚名的。他的思想也是虚假的,如同奴隶和懦夫一样。”
 
这番话不知出自哪里,我总觉得像是法国作家蒙田说的,“在全部的美德之中最强大、最慷慨、最自豪的,是真正的勇敢。”八十年代,是我们的少年、青年岁月,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还有一点点的勇敢。也许这是唯一让自己有所安慰的。
 
任学林兄为我的古诗选本配的画
 
学林中沉迷于画画,不大写文章,不像张铭,除了画画,还写诗、写散文、写评论,对生活、艺术都保持着热情和敏锐的感觉。他在送给我的诗中说:
 
蓝天下都有些什么?
 
梦幻里都有些什么?
 
当目光深沉汹涌成一片坚定的海洋
 
这风雨隐伏的季节对一个真正的战士意味着什么——
 
人性的高贵和理想的圣洁
 
就是生命避难的天地
 
……
 
选择的自由早已证明了命运的谎言
 
“只要有一双忠诚的眼睛和我们一同哭泣”
 
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斩断我们走向光明的前途!
 
无论岁月经过多少轮的更替,“只要有一双忠诚的眼睛和我们一同哭泣”,罗曼•罗兰的这一句话一直未曾忘记,仿佛那个时代从来没有离开,哪怕我们一同盼望的时代永远不会降临,我们也拥有过那个短暂却永恒的时代。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都试图为寻求更美好的未来而上路。那时候,我写散文诗,张铭喜欢我的文字,有时在信中也会抄上一段。比如这一段:
 
“因而我继续走了,凭伤痕累累的身躯,走上一座高原,早餐仅仅是几颗干瘪的露珠。为雪的诱惑,我等待冬天,想冬天的引路,到一个不会结冰的世界,留下一片忠诚的许愿。那是沙漠,还很遥远,只有我生生世世的诺言……”
 
 
那时,我对西部有一种莫名的向往,高原、沙漠常常出现在我的笔下,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骆驼刺。十多年后,我开始在《读书》《书屋》等期刊发表文章,最初就是用这个笔名。
 
张铭和学林他们在1988年曾去西部写生,回来时张铭给我写了一封信:
 
这次旅行回来,一直无法平静我对西部的依恋,我被这么多未知的风景激起对生命的热爱,一个月零一天的旅程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教育。这几个星期除整理一些速写和诗外,还不停地翻看地图册:喀什、于田、吐鲁番、罗布泊、大理、西双版纳这些地名像鬼魂一样牵动着内心。这些神奇的地方我很想一下子走完。
 
我很喜欢读他的来信,喜欢他的一些说法,比如像鬼魂一样的地名,这个说法就令我难忘。他随信给我抄了一首诗《致旅行中的一条江》:
 
把我这个旅行者看成朋友吧 黄昏的酒杯已斟满惆怅
 
坐在你的脚边 最后的太阳漫照我刚刚在你怀里洗过的身体
 
孤独的夕阳正在隐退
 
静听着你的脚步犹如他跌落的声音
 
轰隆 轰隆
 
音乐四起 我的心灵为你冲击石子的独唱静坐
 
江水如金
 
把我看成孩子吧
 
多少年来我一直无家可归
 
你应该理解我此时泪水为什么滚落
 
夕阳已没入山中
 
暮色里 我知道白发苍苍的你正温和地注视我
 
我的脸因此酒醉般妩媚
 
多少年来,每当我看到夕阳,看到夕阳中的江河湖海,我都会想起他的“江水如金”。那是我在雁荡山中的最后岁月,最亲密的朋友向我分享他的生命体验,似乎也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这些象形文字中藏着我们共同的青春,对于生命的秘密,我们常常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什么,但我们好奇,对于过去、未来,我们都充满一种好奇心,比如那一年春天,他回到久别的故乡,见到近十年不见的故乡人,回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十年我干了些什么?真是一场梦幻,一觉醒来,似水的年华像冰一样凝固在床前,抬头仰望空中的明月,一如既往,一百年一千年,人是什么?……这次回故乡,再难以在我心灵中抹去的是那在青天下、在白坟旁、在山风中摇曳的芦花。”
 
“似水的年华像冰一样凝固”,其实那个时候,他只有二十多岁,追问的却是“人是什么”这样形而上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第一次见面可能是在1983年, 1985年我们再读相遇,到1986年春天我们成了密切的朋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我们都有对人的形而上的求问,互相嗅出了气味。有三、四年的时间我们常在一起谈天,不在一起的时候,也书信往返不断。作为美术系的学生,他沉醉在艺术的世界,又在诗中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他的诗干净、纯粹,有一次我说他的诗缺少了一种强烈的现实气氛,他说自己更多的是愿望,是理想,他说没有忘记当代的中国,“我欣赏人类,深切地同情人类,同时也欣赏自己,深切地同情自己。我发现自己在变,或许我将来的艺术就不是现在的面目。” 毫无疑问,这些信保存着我们八十年代的精神轨迹,我们年轻的生命就潜伏在字里行间,似乎连无坚不摧的时间也磨灭不了。
 
 
书信是那个时代我们最重要的交往方式之一,朋友之间的思想交流往往在信中完成,有时比面谈更深入、更清晰。张铭写信时会把他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给我。1988年3月23日,他就抄录了不久前写给徐新的信:
 
“唉……春天来了,我不再伤感,我正看见一个深远的‘自由女神’朝我走来。我正在培养勇气:‘同阴影抗争的勇气’。你在给我写信的时候,那时我正在楠溪江写生,生命受到了春的强烈的兴奋。回来的时候,收到你3月14日的来信。我把在楠溪江写的日记抄在下面给你:
 
3月20日,楠溪江。今天和学林君一起对着麦地写生,感受很深。我像一条狗虔诚地舔着主人的双脚:用颜料一点一点地涂抹在纸上。啊,那该死的永远倾斜着的天空,那上帝的天空。那麦地在春天里多么丰满,向天空生长。这麦地留下多少劳动,经过多少时日。平庸肤浅的画家啊,难道就凭你这蠢驴,大笔一挥,就算是画出麦地了吗?我用短的笔触一点点去画,不,决不是在画,而是种麦。……”
 
不是画画,而是种麦。这样的文字是从一个真正热爱艺术、热爱自然的青年心中流淌出来的,自然天成,没有修饰,却又如此生动。张铭当时不可能读过梵高那些书信,我此刻重读他的日记,就像初读梵高写给弟弟的那些信一般。
 
徐新是我的另一位好友,我们先相识,然后介绍给他的。我和徐新的书信往来时间更长,保存下来的信件也更多,他那时一心成为学者,博览群书,学习几门外语,充满了热忱。他在我故乡的县城邮电局上夜班,他在精神上的追求却是和康德站在一起,他为此自学德语,后来他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歌德学院学习,虽然最后走了另外一条路,但他对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有过浓烈的兴趣,并做过一定的思考。我们讨论诗,也讨论哲学,叔本华、尼采、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的著作,卡西尔的《人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都曾经吸引过我们。他比我更喜欢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有一段时间成为他的案头书。
 
他也向慕钱锺书、陈寅恪这样学贯中西的人,并以他们为楷模。那个时候他就千方百计买到了钱锺书的《管锥篇》,他在信中对我说起此书:“纵繁琐,睿智亦时现,如对黑格尔所谓的中国人无思辨,他即提出异议:‘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但也认为钱著常只就论点展开议论,以他的学识应该写出更高明的著作。我最初接触钱锺书、陈寅恪的著述就受他的影响。
 
他在寂寞的书斋生活中,也常有愁思萦绕,对于学术探索的艰苦也有自己的体会,他说就算“我注六经”,还是要受“六经”笼罩。说起学术文章,他说做得最好的首推宗白华,可惜没有专著存世。他一度醉心于中西文化的比较,想以此为生平的志业或方向。他也曾雄心勃勃,要写一部《风•庄•骚》,在他的书架上,先秦的典籍有满满的一排,春秋三传都读了,对《庄子》尤有心得,做过不少读书笔记,还动笔写过一些篇章,关于《庄子》《诗经》。我那时想写中国文化中的“困惑”,我们彼此鼓励、讨论,期待着有一天写出著作来。
 
我们从1985年秋天开始通信,每次见面都要聊到深夜甚至凌晨。他曾给我写信说:“闭塞在人造的屋中,太闷了,很想出去走走,和君在石子路上散步。清辉月下,绿树丛中,那该是人生存在的最高境界吧。”有几年,他独自住在东塔山下,我们经常在山下的一片梨树林中漫步,或在星光下,或在月光下。尤其当春天梨花盛开,那是最美的时光。我们也曾一起游过一次雁荡山,在灵峰一带徘徊。数年后,历经许多变故,他写信给我,其中有一句让我久久难忘:“……我只是努力在记忆中寻找些在星空下散步的夜晚,那些日子我们所怀抱的梦想,至今看来依然是那般美丽。”
 
从1986年9月起,他和张铭也开始通信,张铭读到他的油印小册子《沉默录》,第一次写给他的信中有一句话:“您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感受和理解使我们在您的《沉默录》前沉默了!”
 
我们之结成精神伙伴是基于对人生的共同求问,1985年9月,徐新给我的信里就说:
 
我有时默默地坐着,郑重地去思考我的存在以及我存在的目的,难道真要像朱自清所说的,“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
 
 
另外一个好友就是叶楠叶,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写诗,他的家在海岛洞头,每天倾听海涛闲话,看着渔舟出没,他的诗心很早就被唤醒。他的诗中常常出现“宇宙”这个词:
 
别牢骚山的高低
 
别嫉妒云的悠闲
 
别悲鸣海的浑浊
 
别怨叹天的遥远
 
本来我的存在
 
就是宇宙变化的一瞬
 
宁做跌落的陨星
 
也让死的慨泪
 
留下耀眼的诗篇
 
我们于1985年秋天结识,我曾几次和徐新在信中说起,徐新最初读到他的诗句“因为宇宙的吝啬/纳不下我慷慨的心”,感到不同凡响,要我将他的诗完整地抄一些寄去。1986年8月,他们之间也开始通信。我们几人以那个时代的精神方式,建立起超越世俗的友情。
 
不久,楠叶到了湖州三天门浙江税务学校,所以,他最早的一本油印诗集就叫《天门诗》。我们大量通信就是他到三天门之后,他在那里创立了“天门诗社”,办油印校刊、写诗、画画、刻印,甚至到山上捉蛇吃,有一天晚上他和捉蛇小组的伙伴捉到二条蛇,其中有一条剧毒的五步蛇,他就地剖开,生吞了蛇胆。他说别人在玩牌、打赌,他去冒险,自有一番快乐。
 
他还意外地通过竞选当上了学生会主席,他却一心想着毕业后远赴新疆工作,在信中多次说起这个愿望。我那时也向往大西北的苍凉和辽阔。他对我说:“有一点我们不谋而合了,那就是去大西北,我准备毕业后就去,在那儿度过一生,家里可能不同意,但我尽量说服。生命的奇迹不在安稳的餐盘里。”为此,他还专门给新疆伊宁财税局写过信,对方回信不收编外人员,他又写信给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结果杳无音讯。最终,他回到了故乡洞头岛上。现在已很难想象,我们当初对西北的那种痴迷与神往,可以说不切实际是幻想,也是对一眼望到头的庸常生活的不满。
 
我们分享着彼此青春的秘密,为彼此的梦想所牵动。他知道我在计划写一本中国文化的“困惑”,所以,当有一天他从一位老师那里见到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就马上写信告诉我,并将全部目录抄了一份给我。与此同时,他寄来了一首新写的诗《回家》,其中有几句我一直记得:
 
而生命的秩序
 
应该是
 
落帆
 
上岸
 
然后回家
 
今年元旦,我们一起到雁荡大龙湫,看到从天而降的瀑布,又想起了他的几句诗,也是出自这首《回家》:
 
如果说瀑布是
 
擎举喧哗的白旗
 
我在峥嵘之间
 
听他坦荡的自白
 
他的这些诗是典型的八十年代性格,他生命的热情也只有通过这些沉默而硬朗的诗行才能得到释放,这要比他在运动会上的奔跑的脚步更为踏实。他把运动会跑步得的奖状背后抄上诗,寄给了我。
 
他的诗有一种力量,一种不无悲壮的力量,虽然那时他只有二十来岁,却仿佛早已看穿了人历史和人心,比如《滩上那鹅卵石》中有几句:“当时代的潮汐/撞击你的理智/回音仅仅是/泛着泡沫的叹息”;比如他要我认真看一看的那首《是骗局,是谎言》,其中的一些诗句,三十几来一直在我心中徘徊不去:
 
一个日子,一个骗局
 
一句话,一句谎言
 
……
 
马铃薯
 
用零星的蓝花
 
迎合春天
 
一窝蛋,掩在土层
 
干脆的洋芋
 
不爱华艳
 
似乎也没有爱情
 
而子芋站满了前脚后跟
 
他的是诗来自他对生活的感受,不是从书上来的,有时显得粗粝,但却真实,有一种饱满的力量。张铭、楠叶、徐新和我,我们四个人第一次聚在一起,已经是1987年的初夏,当时,我和张铭在温州,楠叶从湖州来,徐新从乐清来,合影时我和张铭赤着膊,数年后,我们才发现这张合影是在公安局的围墙外拍的,大约照相馆就在附近。
 
楠叶那时写过一首诗《潮退了》,结尾是“潮退了/剩下/你”。那是我们一同走过的八十年代,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曾经那样饱满,我们思考过的那些超越性的问题依然还是问题,我们寻求的未来还在未来,而我们已渐渐老去,似水的年华已凝固成冰。一切都不可能复制,一切都只有一次,我不是在回忆早已消失的年代,我只是在记录还留存着的友情连同那个年代。
 
2019年5月13、14日写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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