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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堂|再造文明: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

傅国涌按:这是山西雪堂为《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写的评论。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与“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源”相关的一切可以看作是历史,也即不可接续的历史,仅供存照的历史,博物馆中的历史。然而傅国涌先生的现代教育起源研究,有中国传统史家那种“吾以观复”的从容,总要使历史复活,找到它生命流淌过的河流,要揭示这源流并非断绝,仍然执拗地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教育伦理和教育现实。尽管傅先生说,这部材料扎实、思考深邃的讲稿是无心插柳的收获,但关注先生研究的读者都明白:在“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史”、“企业家的本土传统”等研究之外,教育尤其是中国现代中小学教育,长期以来始终是萦绕在他心头的核心问题,他的足迹踏遍了全国各地相关的历史遗存,收集相关史料的工作也从未中断。这部讲稿根据录音整理,又增补了大量史料和新的思考,格局与体量都俨然成为一部完成度极高的教育史专著。这次同这部《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一并面市的还有经过修订新版的《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三部著作互为倚重,相映生辉,共同构成了“傅国涌教育三书”系列。

新旧交替与教会办学

《新学记》从传统教育的特质谈起,讲到19世纪访华传教士兴办教育,再到甲午战败清廷谋求变革,派遣留日、留美学生出洋,在国内倡导兴办新学;再讲到本土新式学堂、学校的兴起,四书五经被现代意义的教科书所替代;一直讲到新学制颁布,学科概念既丰富且深入人心,商务印书馆以出版影响现代教育进程:最后讲到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国民教育在民众中深入人心,知识重构成为时代主题。基本上将中国现代教育源起的一应史事,加上现代性的观点和思考,呈现于今天对教育史有热情的读者面前。

现代教育在中国到底是怎样兴起的?这个问题引向的无疑是一种价值追寻。从史料上说,它的样貌纷繁多杂;从精神传递上说,头绪不易梳理,从中国人历来对待教育严苛的审视态度来说,价值考量上更是躲不过难求公平的褒贬。由于这部《新学记》脱胎于讲稿,保留了各个灵活的考察方向,当它们整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种具有新意的研究结构:讲现代教育必先理清传统教育,然后考察新旧交替时的历史细部,对教会办学带给中国现代教育的造型意义给予充分肯定。“走进来”便自然有了“走出去”,考察现代中国早期留学的事功和留学生反哺教育业的历史贡献。教育家的集中涌现与“教育地理”实则同一,因为教育家与其背后的“教育生态”浑然一体,决定了现代教育资源的布局;而战乱中教育资源中心的地理转移客观上也造福了边缘,这全拜人们对知识、对教育保持了足够的敬意。课本革命是中国现代出版业与教育业供需互动下教育生态的一场深刻变革,标志着传统经典教育向现代教育让渡了主要媒介,同时,新学校的新气象、各种符号的植入,同新知识一道改变了学生的视野和整个教育的气氛。最终,在舆论、硬件、载体全部得到充足供应之下,以学校为中心的知识供给和更新的速度加快,全社会范围内进入了知识重构的时代。笔者认为,这应该便是这部教育史的架构设计。此外,传统教育、旧式知识供给并未被革命的风暴连根拔起,长期存在的私塾显示出其仍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和生命力,这便是历史的真相。

当新旧交替,历史的变局不由分说地挤压这个农耕民族、皇权社会的人们求变求新,当“西国学术导源希腊,其流派若何?”这样的试题出现在乡试考场,当“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再也无法解决时代的问题。开通民智、普及教育的观念在举国上下成了共识,一场安静而漫长的教育革命居然是以一个追求福音远播的群体来到老大中国而拉开帷幕。傅国涌先生对于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的启蒙给予明确的肯定评价,以及他对这番事功的仔细梳理,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科举未废之前,西方传教士和差会为了传教而创办的学校,早已将具有现代特征的教育营造在这东方的古国。狄考文、谢卫楼、丁韪良、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卜舫济、孙乐文等人在19世纪后半叶相继在中国办学,为中国人提供了最早的现代教育、现代学校的样貌和规制的模型,特别是科学教育,由于应和了官方对于技术的渴求而得到受众积极的回馈。当今天人们看到书中记载的狄考文、谢卫楼等人当年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一些言论时,不难发现,这些言论确是出于办教育的主人翁式的态度,也确实看到了当时中国教育现状的问题。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指出中国读书人“太重视诵读,不重视开启心智”,所学狭隘,已跟不上时代变化的脚步。此时狄考文来华已近20年,能用准确、典雅的文言文写作,对中国社会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能洞见传统教育的利弊。1869年来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则指出,在中国,因为古圣人的智慧和德行被捧上了天,人们已经几乎放弃了一切进步的希望。现在的时局巨变是机遇,教育应在未来为改变提供力量。谢卫楼本人则在通州做了40多年的教育。教会学校除了提供中国现代教育的初步示范之外,还提供了与学科对应的教科书,并为第一代中国现代基础教育机构培养了大批师资。这些都是人们探寻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源时不能忽略的地方。

再造文明与知识重构

“中国的传统教育主要是人文教育,有人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成熟的人文教育。”只是教育的自然秩序与朝廷的取士制度捆绑在一起,逐渐离题,转眼已是千年。当具有技术和制度绝对优势的西方文明来临时,完全手足无措。改良也好,革命也罢,个人在历史中的努力与挣扎,都有局外人难言之处。书中记载,蔡元培与张元济是1892年的同科进士。张謇是1894年的状元,孙诒让也有举人身份,这一类型的本土教育家的旧学根底都很深厚,是从中国典籍里陶铸出来的。(参见本书第120页)1902年,他们抓住时局造就的机遇,大办新学,在“这从无到有的创造中”,他们越是努力,他们出身的那个熟悉的传统教育便越是难以为继,越是离他们远去。这像是西方戏剧中弑父的王子,是再造文明的代价。

《新学记》最后一讲,谈的是“知识重构”,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教育”革命的目标、成果或结论性的东西。书中论及:“停止科举、兴办学校,课本革命,校园革命,不是教育形式上的改变,而是要脱胎换骨,将知识翻新。”(参见本书第308页)现代教育究竟如何重构当时中国人的知识体系?首先是教科书,社会学科重新调整了一个人与家庭、学校、乡土,国族和世界的关系。学校的出现和工厂、银行、公路、铁路、报馆、出版社这些新生事物,基本上同步,理论在第一时间得到了现实的验证。书中记载,四川乐山的郭沫若未入新学堂前,新学的书籍开始源源不断地涌进他们的家塾,《启蒙画报》成为他的课外读物,家塾壁上也挂起了四大幅合成的一面《东亚舆地全图》,这是过去难以想象的。(参见本书第312页)梁启超成为几代人的精神偶像,《时务报》一纸风行,成千上万的少年读着他的文章长大。再接下来,蔡元培、胡适、鲁迅、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巴金等人的文章或进入课本,或成为课外读物,影响了“五四”以来的几代学生。商务印书馆不光是通过教科书重构国人的知识世界,而且倾注大量心血推出各种出版物,将新思想、新方法、新知识带到国人的视野中。其出版的《万有文库》,仅就完成的4000册而言,也几乎涵盖了各种不同的知识门类,从文、史、哲、经到天、地、生、化,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以看作重构中国人知识世界的一个知识仓库”。在《万有文库》之外,《幼童文库》《小学生文库》这些课外书成为几代小学生的精神食粮,开启了他们看世界的窗户。还有报纸和期刊这些新媒介,普通教科书一经出版内容便固化下来,而报纸和期刊却能不断推出新的内容和思想。林纾译的小说与严复译的西方学术著作,持续为国人打开了一个个崭新的世界。杜威、罗素、泰戈尔来华这些世界级的知识分子来华讲学,本国新知识分子的著作也成为学生追逐的时尚。当时的知识人,大部分用的还是文言,内容却是讨论科学、如何做一个共和国家的国民这些题目。白话文的时代正款款走来。所有这些,实质上都推动了现代中国的“知识重构”,或是直接反映了“知识重构”背景下社会气氛变化的结果。

持平之论与历史的复杂性

对于一部史学研究著作,笔者还是习惯于在史料之外,观察史家的看法。而且一路跟随傅国涌先生的史学研究走来,先生并不惮于在历史研究中表明作为研究者的观点。这部《新学记》讲述的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如何从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即便这确定是历史洪流,任何人都无法阻拦它的脚步,客观上也存在着新、旧争夺民众的情况。换句话说,这是思想“革命题材”。然而,在傅先生的笔下,却多了不少持平之论。这除了史家对自己立论的一般性约束之外,笔者认为主要是为了反映真实历史的复杂性。虽然时代的氛围是方向笃定的变革,价值判断上旧传统却不存在彻底的反动,新教育也有新的问题。

即如谈蒙学,虽然本书开篇就批评了今日将《三字经》《弟子规》这类传统的低线内容混淆为国学经典的乱状,但深谈起来,先生认为:“蒙学的那一整套话语,所表述的对天地万物、社会人生、伦理道德的认识,与经典之间也是咬合的,都是农耕皇权等级秩序的产物。今天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它跟现代社会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儒学也需要我们读更多的原典,多更多的了解,才能真正深入里面去的,对于这些传统蒙学的读本,我们同样需要平衡的判断。” (参见本书第362页)

对于科举,傅先生认为今天我们对科举制的认识最大障碍是知识不够,指出重新认识科举,至少要从两个维度着眼:第一个是历史的维度,就是要客观地持平地去看科举,不做全盘否定,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第二个维度是教育的维度,科举只能适用于农耕文明和皇权社会,以那样的方式选拔文官,实际上无法承载完整的现代教育内容,到了20世纪初,科举考试的题目有许多变化,引入了一些声光电气或世界知识背景,但在这种模式之下,事实上也不大可能产生出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来,……我们应该持一种很慎重的态度,至少要对科举做进一步的了解,才能又更清楚、更接近真相的认识。(参见本书第366页)

《新学记》讲“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源”,没有提供标准答案,历史也没有标准答案。甚至,傅国涌先生将教育本身也指向了一种不确定,“教育从来不是要让人类认识自己的完美,恰恰相反,是要认识自己的不完美”。最高的价值是对价值的追求,对那种可能性的追求或许就是教育的全部意义。此时,这番阅读仿佛真的成了一场气氛开扬的讲座,留下了充分的讨论时间。

当年在时代的氛围下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人,他们真的能超越自己时代的局限吗?虽然他们肯定不再是“19世纪幽深的长夜”里吟诵儒家经典的中国人了,“他们吸收的‘新知识’到底会给他们的命运带来什么,仍是未知数。”已知他们后来命运的我们,应该是喜是悲?无论如何,当我们对历史予以深究,在这场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革命性转型的史事中,那些教育家在他们躬身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梦想之时,周遭的社会环境居然使得他们最终建成了学校,做成了事业,没有施加过分的干扰和阻碍,为他们保留了思考和有所作为的空间;当商务印书馆当年没有理会当时学制“读经”的要求以及没有规定国文课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思路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并且大获成功的时候,使人感觉,那确实还不是最糟的年代。

2018.8.27

首发于《教师月刊》2018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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