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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 Frisch|《纽约客》在金庸生前的一篇重要报道

【傅国涌按:此文原载《纽约客》2018年4月13日《为中国最畅销作家的精彩故事及政治寓言》, 作者:Nick Frisch,三位90后的年轻人魏坡、洪波、雨石将他译成了中文,中文的版权和收益归他们三人所有。】 

94岁的查良镛隐居于香港岛植被茂密的山顶富人区,他是在世最畅销的作家之一。他的笔名“金庸”广为人知。他的作品在华语世界有着相当于“哈利•波特”和“星球大战”合并起来的文化传播度。在20世纪50年代,查良镛开始以报纸连载的形式出版他的武侠史诗——充满传奇的功夫文学。从那时起,他的小说一直是孩子和父母们的睡前读物,他们共同阅读着武士们的传奇:侠客在路边酒馆大打出手以比试武艺;公主们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她们在月夜里会化为刺客。这些人物闯荡江湖,“江湖”字面上的意思是“江河湖泊”,但隐含意义是指贩夫走卒和英雄豪强活动的地下社会,那是帝国政府无法企及的区域。查良镛将江湖编进中国历史——就好像J•R•R•托尔金把他的创作投射到了查理曼时代的欧洲一样。

金庸的小说现在改编成了各类电视、电影、漫画及电子游戏,从而广为人知。但原著更保留了强大的中国民间想象力。曾几何时,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将金庸转变为企业精神,要求他的每个员工选择一个反映他或她的个性的金庸角色作为化身,并遵循“六脉之剑”这一具有武侠风格的公司信条:把客户放在第一位,依靠团队合作,拥抱变化等等。查良镛比其他任何一位武侠作家都拥有更多的女性粉丝,也许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小说在描写情感的复杂性上胜过其他同类作品。香港资深政治家、查良镛的超级粉丝叶刘淑仪告诉我:“在金庸小说里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爱情故事。” 他的小说集博学、感性、情节紧张、文采飞扬与于一身,故而他也被公认为最优秀的武侠作家。“当然,世界上还有其他武侠作家,在金庸之前也有武侠小说”,出版商兼小说家陈冠中说:“就像鲍勃•迪伦之前也有民谣一样。”

但查良镛的著作拒绝被翻译成西方语言。中国文学历来重视诗歌胜过小说,其情感力量主要来自于迂回的典故,并从深厚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资源,查良镛的作品也不例外。今年2月,查良镛最受尊敬的三部曲的第一部《射雕英雄传》,由安娜•霍尔姆伍德(Anna Holmwood)用英文翻译出版,由英国出版公司Quercus出版(美国版目前正在商谈中)。这是职业出版商第一次尝试翻译“射雕三部曲”。故事开始于1205年,刚好在蒙古人征服中国的前夜,结束于150多年之后,大约286万个汉字,相当于150万英语单词。(是托尔金《魔戒》系列的三倍多长)。郝玉青的翻译为英语读者提供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好的机会去接触世界上最受人喜爱的作家之一,而这位作家的影响和意义仍然没有被世人完全理解。

郭靖,这位“射雕英雄”是一个有着英雄命运的呆子,他辛勤工作并坚守正义。小时候,他受到成吉思汗的保护,在蒙古大草原上磨练武艺,受到一群功夫高手的指导。一个游方道士发现他在草原上练武,于是在悬崖顶上为他密授内功,使他的武艺精进,而条件是不许他将此事告诉其他的师父。这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经典预设:是忠于长辈还是忠于自己的内心?郭靖对不同师父的尊敬构成了这种冲突。查良镛小说的许多情节都有赖于这种隐藏在炫目打斗场景之下的冲突来推动。在《射雕英雄传》中,作为游牧部落贵族养子的主人公得知自己是汉人时,熟知中原和北方游牧民族千余年冲突故事的读者将会对郭靖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印象深刻。但这种情节可能会让那些初次接触武侠的读者感到迷惑。(希望获得视觉上的辅助,并且有三十多个小时空闲时间的读者,建议观看2003年版的有英文字幕的《射雕英雄传》电视剧。)

值得称赞的是,在郝玉青的翻译中,这部小说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华丽的武功招式,以及多线的叙事结构并没有掩盖查良镛原著的神韵。《射雕英雄传》始于漫谈式的报纸连载,它的形式是离散的,但是,在几十页之后,大量的姓名和古老的日期变得不那么令人畏惧了,读者可以开始为单个角色加油鼓劲,为他们的选择和尝试而烦恼。对于那些欣赏查良镛小说略带中国古风的传统文化爱好者来说,很难想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英语表达能同时保留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叙事节奏。专有名词在汉语中读起来很流畅,但在英语中读起来却很累赘,有时必须加以淡化,以牺牲严格的忠实度为代价来保持文本的通顺性。(在没有这些调整的情况下,“落英神剑掌”在中文里只有简短的五个音节,直译成英文就变成了笨重的“枯花圣剑拳”。)但是郝玉青巧妙的翻译和音译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小说的完整步调。她的版本保持了足够的典故广度,激起了那些可能会学习精灵语以深入探索托尔金宇宙的粉丝们的兴趣,而不会牺牲原著的吸引力。

对查良镛来说,用过去作为当下的一面镜子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实践。1924年,他出生在长江三角洲一个繁荣的小镇上。他的家族累世为官,他在家里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1727年,他的一位祖先因为选择了错误的对联而得罪皇帝,其头颅被挂在长矛上示众。两个世纪后,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侵中国时,查良镛的家人流离失所,他疲劳多病的母亲也死于日本炸弹袭击。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后,查良镛的父亲被视为阶级敌人而处死,家产也被没收。自那以后,查良镛一直生活在英国殖民地香港这一安全地带。他曾希望成为一名外交官,但在新成立的共产主义政权下并无用武之地,于是他成为了一名编剧、影评人和记者。1955年,他开始创作武侠小说,随即受到好评。

他的第三部小说《射雕英雄传》的成功促使他在1959年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明报》。在该报创办初期,查良镛亲自撰写了许多头版文章和社论,谴责毛泽东主义者在大跃进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暴行。起初,《明报》徘徊在破产边缘,但由于其必读的小说副刊的发行,《明报》得以生存。《明报》不仅连载了查良镛自己的小说,还连载了其他人的小说,其类别甚至涵盖了庸俗的黑色小说到恐怖惊悚小说。查良镛在《明报》的编辑部雇佣了一批受过经典训练的历史学家和诗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政治避难者。这让他的报纸和他的小说都具有了一种古典的风格,共产党文化革新后从大量后革命文学(包括当今大多数翻译成英文的当代中国书籍)中提取出来就是这种风格。查良镛尖锐的反毛社论使他遭受了来自香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确切死亡威胁。1967年,查良镛短暂离开香港,避难新加坡。回港之后,作为一名为了祖国甘冒生命危险的政治记者,他声誉日隆。

1981年,查良镛在香港的名气为他赢得了一次访问北京并面见邓小平的机会,邓是毛泽东的继承人,且是一位实用主义者。邓小平用私人晚宴款待了查良镛和他的家人,并自称是查忠实的书迷。查良镛回馈了邓小平对他的赞许,他对记者说邓具高雅风采,“就像我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我佩服他的风骨。”之后,随着1997年的临近,英国对香港的殖民即将结束,查良镛被任命进入一个声望卓著的政治委员会,负责贯彻北京对香港“自治”的暧昧承诺。北京为换取主权的和平移交,认可了伦敦方面提出的这一要求。香港,这座挤满了内地难民的城市看起来紧张不安,因为查良镛显出了他在民主代议制上的保守立场。支持查反共社论的那些人发现他的新立场过于迎合北京,于是感觉受到背叛。其他人则怀疑,查之所以渴望参与祖国的政治,并与共产党相处甚欢,有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心机:希望被阅读。邓小平撤销了共产党对“颓废的”“封建的”武侠小说的禁令,为武侠小说的传播开了一道口。查良镛也生逢其时,经历了毛时代的破四旧,很多中国人渴望寻根,查的小说洋溢着古典中国的绚烂气息,使读者感到愉悦。

有评论说查良镛的小说影射了现实政治,对于这些评论几十年来他从不理会。不过对于读者而言,他的小说使人联想到“盲从”。《明报》在其新闻和舆论栏目里记录了毛时代的恐怖政治,同时,查良镛在他每日连载的武侠小说中创造了一个雌雄同体的功夫高手,他被其追随者狂热地顶礼膜拜。另一本小说中的反派是一个邪恶的门派掌门,他伙同其尖刻跋扈的妻子,试图称霸武林。读者很容易看出这些人物与毛泽东、江青以及红卫兵的对应关系。然而,查良镛一直不肯直接承认他的小说是一种借古讽今的影射。

四年前,我在港岛山脚下的香格里拉酒店采访查良镛,主题是他的文学遗产。1997年他得了一次中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虚弱不堪,无法行走和写作,讲话都费力,全靠他的随从们照顾,包括他的第三任妻子、秘书、出版人、护士、私人助理及来来往往的门生。他的一位助理告诉我,这次采访很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了。我们在一间私人餐厅共进午餐,他面对大门而坐,这是尊贵者的风水座位。他带有浓重乡音的声音虚弱而苍老,但他仍努力用混杂了普通话、上海话和粤语的语言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他的英语和法语能力已离他而去)。我询问他作品中的政治寓意,他竟令人惊讶地承认了。“神龙教的洪教主?”他意指其最后一本小说中的反派,“《鹿鼎记》。”“对,对——那就是指共产党。”查良镛承认他后写的几本小说事实上影射了“文革”中的一些事件。

写于五十年代后期的“射雕三部曲”通过中国人对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历史记忆,捕捉到了共产党夺权带来的创伤。三部曲的主人公和查良镛那一代人面临相同的挑战:是要加入北方的新政权还是逃往南方做一名爱国的流亡者,并承受失去故国山河的痛苦。即使这些作品只是功夫文学,但它们仍唤起了中国历史书写的核心隐喻: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所凝视的旧时大厦,并寻觅着当下泛起的微光。

(原载《纽约客》2018年4月13日,作者:Nick Frisch,魏坡、洪波、雨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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