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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报人、武侠小说作家查良镛(金庸)的谢幕

【查良镛(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被证实,我正在夜色中散步,想起十五年前那个酷热的夏天,他说自己的墓志铭。如今,他真的走了。采访和约稿的电话纷至沓来,答应了两家,明天起来再写吧。自2003年以来,《金庸传》先后有过多个不同版本,我最喜欢的还是灰色的精装本,张铭兄题写的书名。谨以此文哀悼一代报人查良镛先生的离世。 】

罗孚先生曾言,如果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他是金庸武侠小说最初的催生者。金庸确实是香港特定时代的产儿——

“如果没有香港,世上就没有金庸。如果没有香港,金庸就只有在上海度过四十年代的末日而进入五十年代的日子,当他写他的处女作第一部新派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正好是大陆上大鸣大放,他这部书还未写完,就进入大反右了,他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作品吗?甚至他有可能写作这样的作品么?” [柳苏《话说金庸》,柳苏编《香港的人和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303—304页] 

1967年8月,香港正在“六七风暴”当中,风雨飘摇,《明报月刊》“编者的话”大概出自胡菊人手笔,但也代表了金庸的看法:

“香港这个在英国统治下的小地方,对于中国人还有一层非常深重的意义。我们除了必须赖此海港来安身立命、成家立室、生儿育女之外,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文化,香港还可能有很大的贡献。在现今中国的动乱局势中,香港是一个有自由、有机会让中国人能创造学术文化的少数地区之一。

……香港对我们重要,对中国之将来也同样重要。让我们珍惜这种自由,珍惜这种机会。”

无论他的武侠小说,还是《明报》和财富都是香港殖民地时代的产物,是香港造就了“金庸神话”。如果他不是偶然的机会到了香港,而是留在大陆,以他的家庭出身、 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在国民党背景的《东南日报》和“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工作过,就算逃过1957年,恐也无所逃于后面的**。和千千万万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将一事无成,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注定了在流放、苦役和批斗中度过。他全部的成功都是因为香港,与其说是“金庸神话”,不如说是“香港神话”。对此他很清醒:

“如果我不来(香港),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会继续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但可能…… ”[ 1994年11月25日下午他对冷夏说,《文坛侠圣——金庸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96页]

金庸说:“香港人的特征之一,跟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对追求‘物质’的欲望尤为强烈。香港地小人多,竞争激烈,因而‘想过好生活’的心愿特别大,‘过好的生活’、‘发财’、‘有社会地位’往往会成为人生的目的。对于文化、艺术也轻易以商业性观点来作判断,以‘那值多少钱呢?’来看待一切,这是我所担心的。”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商业社会,他的武侠小说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经济学家张五常当年曾追读金庸武侠小说,对时代的环境有过亲身体验: 

“说金庸,我们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说起。‘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当时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社会,今天不论明天事,过得一天算一天。市场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点刺激。黄色刊物大行其道。…… 

还珠楼主乱放飞剑,牙擦苏与黄飞鸿斗个不休,而写到外国,我们有《陈查礼大战黑手党》。老外当时的文化也差不多。从美国运到香港的电影,要不是《原子飞天侠》,就是《铜锤侠大战铁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环境中,好些到香港来的外江佬要写稿为生。其中两个比较特别:一个是梁羽生,另一个是金庸。他们谈历史,说艺术,论诗词;为了生计他们发明了‘新派’武侠小说。” [张五常《我也看金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64页]

在普遍追求物质的消费型社会,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是快餐式的,或者说,更需要一种“游戏、趣味和娱乐”。他多次说自己的小说不过是“娱乐性读物”:

“我的小说也不能说写得好,也不敢说文学家,总之我努力把小说写好。现在我在中国及海外华人中比较受欢迎,我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娱乐,也不说非常有益,至少没有太大的害处的一个娱乐品,有些读者看了觉得很开心很高兴,我就尽了我的责任。 [ 2000年9月23日,《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38页]

娱乐品当然是一种通俗文化,具有商业化的特征。”台湾作家柏杨说:“几乎所有武侠小说作者,都只为钱而写。只金庸先生别有怀抱,他运用熟练的历史背景对暴政下被迫害的农民,和暴政蹂躏下的人权和生命,充满了爱心和不平,对那些贪官酷吏卖国贼,则痛恨入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民族大义,澎湃如潮。” [柏杨《武侠的突破》,《金庸百家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89页]这只是柏杨的解读,并非金庸的初衷。他一直在追求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倒是真的,尽管他细致入微地描述大量的暴力打斗场面,想象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杀人武功,但他在本质上是个反暴力主义者。他不止一次地说:“我祖父、父亲、母亲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觉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贵,不论是国际间还是国家内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战争,让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争取进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许许多多不幸的根源。”创作之时,他并没有着意于“暴政蹂躏下的人权和生命”,或许那只是不经意的流露。而有了这些,他的“娱乐品”就不是简单的娱乐了。不同的人从中可以读出不同的内涵。

他的小说并不因其通俗性、娱乐性就失去自身的价值。 金克木称他的小说“迈过前人难有后继,虽有败笔,仍卓然自成一家。”许倬云说他的小说“是划时代了,可以不朽”。正如精英文化有它存在的价值,通俗文化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多元的背景下,这不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 

俗与雅,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金庸(查良镛)与穆旦(查良铮),两个海宁查家的同辈人,最具可比性,也最富有象征意味。有人评论,“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穆旦却坦呈了文人的灵魂。” 穆旦与金庸都是抗战时期接受大学教育,穆旦比他年长,在西南联大受到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熏陶,又在抵抗外敌的烽火中获得了诗的生命;金庸虽考上了西南联大,却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失去深造的机会。更大的区别,一个留在大陆,一个去了香港,在时代的大变动中,两人的命运也由此滑向不同的方向,一个惨遭迫害,英年早逝,虽然其诗歌注定要长留在文学史上,却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一个风光无限,所到之处冠盖云集,享尽人间的富贵荣华,以武侠小说拥有上亿读者,风靡整个华人社会。这是两个赋有才华的个体生命,他们志趣迥异,命运不同,一个是未完成的生命,一个是充分展开的生命。他们的作品也分属不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的意义。正如金庸不可能取代穆旦,穆旦也无法取代金庸。 

香港专栏作家陶杰比较他与张爱玲、高阳,同样是士大夫家族出身,只有他跳出了旧中国的窠臼,得益于英国殖民地香港的独特条件,右手写小说,左手办报纸,把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电影娱乐结合,创造出举世无双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华文传媒办成了现代企业。[《明报月刊》2010年10月,32-33页] 他其实同样受到这个家庭背景的限制。他身居英国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语,读过大量外文书,并翻译过罗素等人的著作,有机会接触先进文明,但他终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怀”。“查良镛常被人推崇为学贯中西,但实际上他是非常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有优异外语能力的报人却潜心于古代题材的武侠小说创作近二十年,……他对明报的治理并无多少西方企业精神可言……” 已故文学评论家胡河清一语洞见:

“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都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金庸小说的情感系统》,《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95页]

他是香港的产儿,更是20世纪中国大变动时代的产物,如果离开了这个剧烈颠簸、大起大落、至今还在转型当中的时代环境,我们无法接近他的内心,理解他每一步的选择。他是个典型的中国人,他之受到那么多华人的喜欢,不是无缘无辜的。他活得很真实,他的复杂也是其内心真实的呈现。他多次表示自己一生经历极复杂”,不愿与人分享内心,“写自己的事情,坏的事情自己不大会写的,一本书全部讲我自己好的,那这本书就是假的。”【《时代周报》2009年1月12日】 

在他生命中的黄金时代,他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他说自己的作品“反映了世间的人生真实”。他有人道的关怀、侠义的倡导,通过郭靖等人物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某种意义上,他洞悉人性的幽微变化曲折,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丰富,他一贯认为表面上的善可能恰好是恶,表面上坏的却透出人性中美好的一面。他的思想、价值主要是儒家式的,尽管对道家、佛教的观点也有不少肯定。他的《鹿鼎记》最后回归了“忠君爱国”的立场,着意刻画康熙这个圣君明主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韦小宝仅仅是个插浑打科的陪衬而已。这是儒家历千年不衰的理想,从郭靖与襄阳城共存亡,最终他在康熙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政治和人生理想,那只能是儒家的,入世的,而不是道家的或佛教的,出世的。

虽然他自称“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最羡慕他们功成身退,他笔下的主角从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到令狐冲几乎都在大吵大闹之后悄然归隐,连韦小宝也是如此。但对他而言,出世是虚,入世为实,入世才是真的,与列夫•托尔斯泰这样具有深沉博大、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的精神巨人不一样,他缺少超越性的追求,他是世俗中人,属于红尘,而不属于天国,他的神话只是一个商业社会成功的又一例证。

…… 

他对佛教的信仰并没有超越尘世的网罗,他常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他努力寻求平衡,寻找最佳的位置,他的内心深处也许常常无所适从,这是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不独他一个人如此。

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作品不仅被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还被改编成“武侠话剧”,卢景文执导的《乔峰》在香港大会堂剧院演出,剧终时,台上演员介绍:金庸先生也在这里。“观众热烈鼓掌,长达一分钟之久,我开心得好像飘在云雾一样。”[金庸《深挚热烈的演出》,转引《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55页]

这是他真实、可爱的一面。掌声之后,他也有孤寂和落寞,更有惘然和茫然,这一切同样真实。有人说他的小说,除了《天龙八部》、《鹿鼎记》,都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他回答,“惘然”,其实《天龙八部》里也有。他说:

“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似乎都不太可能,就算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

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诸子百家看金庸》五,77、143页]

  【摘自傅国涌《金庸传》结束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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