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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山外世界——故乡雁荡杂忆之六

层层叠叠的大山挡住了我的视线,坚不可摧的石头限制了我的脚步。我对山外世界的想象,最初是从一本没有封皮的小儿书开始的,我一直不知道那本小儿书的书名,讲的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终击败吴王夫差的故事。但它让我从小就知道在离我不太遥远的北面有一个叫会稽的地方,更远有一个叫姑苏的地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叫春秋的时代,分属越国和吴国,两地之间有太湖,有钱塘江,那些个性鲜明的人物范蠡、伍子胥,还有美女西施,一部跌宕起伏的吴越史我在儿时便已熟悉,我记得当时还不大识字。
 
一套西湖民间故事的小儿书,则让我从小就对杭州向往不已,三潭印月、雷峰夕照、南屏晚钟……和许多古老的传说连在一起,我熟悉的西湖和杭州就藏在这些故事里面,甚至连出版这些读物的出版社地址“杭州市武林路196号”,我也牢牢地记住了。乃至1980年冬天我离家出走,朦朦胧胧中的目的地就是那儿,只是我出走时身无分文,未能凭双脚一路走到杭州。
 
小儿书中的世界让童年、少年时代的我想入非非,山外的世界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时间上的,我内心的渴望渐渐地被唤醒,我渴望走进书中的那些地名之中,深入到时间的深处。
那是荒凉的20世纪70年代,比起物质上的匮乏,精神上更为匮乏,任何读物几乎都能引起我的注意,可惜那时接触到的实在太有限了。
 
在回忆我的大娘舅时,我曾提及母亲在我念小学时,年年都要托大娘舅将宁波教育局教研室的旧报刊买下,每到冬天,这些旧报刊运来时,那真是我一年一度的饕餮大餐,我贪婪地寻找一切能吸引我的文字和图片,并剪下来,装订成册。时间久了,大部分都已无存,保存下来的只有完整的一册,是《秦始皇传》和《乌江东去》的合订本,前者是从《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4期剪下来的,后者是从《朝霞》1975年第4期剪下来的。范凌的《秦始皇传》中讲到秦始皇从小身体不好,得过肺炎,后来经常要发气管炎的毛病,“但他为了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事业,每天都要坚持看一百二十斤重的竹木简奏章,不看完不休息。”虽然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重要作用,却认为:“在这里,历史的进步是以广大人民的牺牲和流血所换得来的。它犹如印度婆罗门教中的那个黑母大神那样,只有用牺牲者的头颅作酒杯,才能喝取甜美的酒浆!”对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则认为“是历史上一次维护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最后的结论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秦始皇尽管遭到古今中外反动派包括苏修、林彪之流的谩骂,但他毕竟不愧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是法家思想的彻底的有成效的实践者,是建立和维护中国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治家。”
1975年,我九岁,在山村的小学念书,能接触到的就是这些充满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读物,相比之下,曹晓波的《乌江东去》只是刘邦、项羽的楚汉之争的故事重叙,从鸿门宴到四面楚歌、项羽自刎,整个基调是扬刘抑项,项羽在他笔下完全是匹夫之勇,而刘邦则是“气宇轩昂”“神气凛然,英姿逼人”。 那时,我不知有《史记》,在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刘邦并非如此。
 
另有一篇残缺的《雪夜袭蔡州》,是从《朝霞》1975年第8期剪下来的,至今还在。后来我读文言文《李愬雪夜入蔡州》觉得特别亲切,就是因为小时候和二姐一起读过这篇唐代的故事新编,作者姜顺卿、吴荣良也不知何许人,但在那个阶级斗争话语压倒一切的年代,这篇历史故事的语言却显得干净,比如——
 
“麦收时节,田野里一片金黄。熏风吹过大地,空气中弥满着麦熟的微微清香。
 
驻守在兴桥栅的叛将李祐,带着数百名士兵出来抢麦了。他体格魁伟,黑脸虬髯,手执黑缨枪,身披乌油甲,跨下乌骓马,如同一朵乌云降临在金黄色的麦浪中……”
 
黑李祐像一朵乌云降临在金黄色的麦浪中,这个镜头一直深深地留在我少年的记忆里。
 
“冬天过早地降临到淮西大地。刚交十月,天空中就彤云密布,朔风凛冽。紧接着冷雨夹着雪粒骤然而下,再后来竟然纷纷扬扬地下起了漫天大雪。
 
风雪交加的夜晚,文城栅的校场里,一万名官军雄姿英发,整装待命。他们的盔甲、战马、弓箭、刀枪上都积满飞雪,呵出的热气在 髯上也结成冰凌,可是人人面容严峻,毫无声息,只有风卷旌旗的撕裂声。”
 
想到雪,或看到漫天大雪,我常常想起的就是李愬袭击蔡州的这场雪,和《水浒传》中林冲上水泊梁山前的那场大雪,一句“那雪正下得紧”,让我念念难忘。第一次读到《水浒传》是在1975年,绿色封皮,供批判用的,扉页上还印着毛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堂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球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但我读《水浒传》在意的不是这些语录,而是林冲、武松、李逵、鲁智深他们血脉偾张、快意恩仇的故事,显然那时还缺乏审视的、批判的眼光。在《水浒传》之后,我读到了《三国演义》,1976年之后古典小说开始解禁,特别是1978年我进入雁荡中学念初中后,从《西游记》《封神演义》《说唐》《说岳全传》到《儒林外史》《镜花缘》《官场现形记》,乃至《三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公案、侠义小说,有三年多的时光,我几乎沉迷在这些书中,特别是《三国演义》,百读不厌,成了个“三国迷”,1980年我用生平第一笔稿费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还买过林汉达编写的《三国故事》,连《漫谈三国》等研究《三国演义》的书都买。
少年的我被古典小说的世界所吸引,对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变化感觉迟钝。山中信息闭塞,我没有听说过灰皮书、黄皮书,没有接触的机会,除了见过《天安门诗抄》,西单墙、民刊,我在当时也完全没有听说过。
 
1982年我念高一时从图书馆借到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当时我在大荆中学,那年遭遇洪水,教室、图书馆、宿舍都被淹,我们爬到房梁上躲避洪水,好在此书没有浸水,图书馆不用我们还书,此书便成了我的藏书。直到多年后我买了一套《鲁迅全集》,便将此书送给了一个好朋友。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甚至想要写一部更详尽的《中国小说史》, 1984年我生平第一次北上,从杭州到天津、北京,一路买的书中不少都与此有关,比如阿英的《小说四谈》,刘世德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书中有夏志清、唐德刚、余英时等人的论文。
 
书中的世界,无论非虚构还是虚构,对于我都是一个山外的世界,它们将我的视线扩展到遥不可及的古代,将嬴政和刘邦、项羽带到我的眼前,也将曹操、刘备和孙权带到我的眼前,或者将我带到瓦岗寨群雄奋起的时代,水泊梁山、宋徽宗和方腊的时代,或者岳飞在风波亭受害的时刻。小说与历史,常常分不清了,在不断的重构中,小说其实也在参与历史的塑造,那是另一个更深的题目,是少年的我从没有想过、也不可能想到的。
 
我从小时候就养成了剪报的习惯,分专题装订并保存至今的就有好多册,包括“中国古代小说史”、“史学”、“古典文学”、“旅游文学”、“雁荡山”、“温州地方史”等,其中还有一册“百年史话”,是从《中国青年》杂志上剪下来的,包括苗培时的《宋教仁之死》《蔡锷起义》《直皖之战》《直奉之战》,还有田志立的《孙中山伦敦蒙难》等,大约是1980年到1981年刊登的。正是这些通俗史话让我最初认识了宋教仁、蔡锷,近四十年后翻开这些熟悉的装订本,订书针已经锈迹斑斑。十八年后,我踏上中国近代史研究之路,千里伏线可以追溯到这里吗?
 
当然,那个时候,我的世界还很狭窄,一个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尤其在精神维度上更为辽阔的世界尚未出现在我的面前。
1983年冬天,我在雁荡山,有几种刊物《名作欣赏》《文史知识》进入我的视野,正是通过《名作欣赏》,我读到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茨威格、雨果、惠特曼、哈谢克、狄更斯、泰戈尔、雪莱、济慈、华兹华斯、莱蒙托夫,还有徐志摩、闻一多、郁达夫、沈从文、戴望舒、余光中、丰子恺、梁遇春,黄仲则、纳兰性德、《古诗十九首》也是这个时候喜欢上的……
 
从屠格涅夫的《门槛》开始,我走进了他的散文诗世界,去年夏天,我踏上他在《猎人笔记》中歌唱过的那片广袤大地,我们在沃尔霍夫河畔的落日中,看着成群的水鸟,朗诵他的《门槛》《对话》,我想起的却是三十几年在山中的时光,我为屠格涅夫笔下的文字打动的那些日日夜夜。当我站在托尔斯泰青草覆盖的墓前,想起的是茨威格那篇《世间最美的坟墓》,那个又远又近的冬天,我在《名作欣赏》1983年第5期第一次读到此文,“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斯泰的名字也没有。”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土丘,却成了世间最美、最感人的坟墓。阵雨越下越大,我在雨中向托尔斯泰致敬,向同行者分享我所理解的托尔斯泰。
 
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沈从文的小说《牛》、郁达夫的散文《钓台的春昼》、戴望舒的诗《雨巷》,这些此前多年被屏蔽的作家、诗人开始出现在我面前,我惊奇地发现,他们的作品比课本中那些要美好许多。台湾诗人余光中的《寻李白》《白玉苦瓜》,使我记住了这个名字,从他的诗一直读到散文,那一句“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与李泽厚的“盛唐之音”“青春李白”相呼应,久久难忘。
 
《名作欣赏》打开了我的视野,不仅文字,就是封二、封三、封底的艺术作品(绘画、雕塑等)也常常吸引着我,中国的名画如《溪山行旅图》《清明上河图》等都是在这里先看到的,一幅俄国画家笔下的涅克拉索夫像,那双沉静的眼睛迄今难忘。还有任伯年的《女娲炼石图》、黄永玉的《望乡》、齐白石的《荷花影》,都让我印象深刻。
雁荡山中没有报刊亭,每隔一段时间,我要步行四公里的石子路,到一个叫大荆的小镇上去买杂志,从邮局门口的报刊亭一路走回家,边走边看,常常一本杂志差不多也看完了。 最初接触到华兹华斯的诗《致布谷鸟》《致云雀》是在1984年,这年八月,我第一次北行,在天津买到雪莱、拜伦的诗集,再晚点买到朱生豪译的部分《莎士比亚全集》特价书,也是肇因于此。至于接触洛克、休谟、密尔、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那是1986年、特别是1987年以后了。
 
放在历史时间的脉络中,我经历的八十年代无疑是“长八十年代”,从1976年清明节就开始了,而二十世纪则是“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提前结束了。我有幸在“长八十年代”慢慢长大,在阅读中有不断的惊喜,不像七十年代那么单调、贫乏,但在1987年以前,我在山中的岁月,并不知道外界的风云变化。
 
但我已隐隐约约感到时代正处于巨变当中。1984年9月1日,我在日记本上抄下了白朗宁夫人《十四行诗集》中的几句诗:
 
如今,我再不追寻
 
我生命中前半的样本
 
让那些反复吟叹
 
卷了角的书页放过在一边
 
我给我重写出新的一章生命
 
孤独寂寞的山村,从童年到少年,我一直没有找到可以分享读书乐趣的同伴,许多同学只能算是玩伴。那个年代很少拍照,照片中有一批1982年清明节和同学在雁荡山的合影,当年我在读高一。
 
直到1983年后结识的邻村少年李建林,他也爱读书,最早送我几册《文史知识》的就是他,后来一起读尼采、叔本华,读萨特、海德格尔,旧影集中保存着难得的一张合影,那是1985年春天。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前,前几年听说他已病故。照片中的另一位叫卢达,有过短暂的交往,记得他考上大学后还给我来过一封信,以后失去了联系。时间如流水一般过去,许多人来了又走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能在某一段留下些许痕迹,已属不易。
 
1985年秋天,我在故乡的县城与徐新结识,他爱读书,爱思考,对文学、哲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他读康德,读钱锺书,大部头的《诸子集成》《全唐诗》《全宋词》他都买了。他那时就在啃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钱锺书的《管锥篇》《谈艺录》他都读得津津有味。在我们相交的几年中,我们分处两地,以通信为主,偶尔见面也多在他家,他只来过我家一次,我后来工作的乡村中学一次。每次见面,我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常常谈到夜深甚至凌晨。他有一肚子做学问的雄心大志,自学英语、德语,后来还在北外的歌德学院学习过一、二年,一心想考入北大哲学系研究哲学,结果功败垂成,没能踏上治学之路。
在我成长的“长八十年代”,有过三次阅读转向,1983年冬天我的阅读趣味渐渐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主要是诗歌),重点则在文史研究方面,王国维、孟森、顾颉刚、蔡尚思、柴德赓等人的相关著述是最初出现的。柴德赓《史学丛考》中有一篇《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就引发了我想写一篇宋代温州繁荣的文章,结果由于史料、笔力不足,没有写成。那时我读到王国维的诗“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就很喜欢。
 
1985年秋天,我对美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不仅读到了宗白华、朱光潜、李泽厚这些人的著作,还开始阅读西方美学著作,进一步为哲学所吸引,从尼采、叔本华到维特根斯坦、雅思贝尔斯。我保存下来的笔记本还有几本都是美学札记,有克罗齐的《美学原理》、黑格尔的《美学》《精神现象学》、雪莱的《为诗辩护》、库申的《论真善美》,还有雨果、丹纳、罗丹、托尔斯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论美的文字摘录,鲁迅所译日本作家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也是那个时候读的,对于旅行、落日等的论述我都做了详细的笔记。这些读书笔记保留了我生命的痕迹,使我清楚地知道,我在二十岁之前的那些努力,如同我当年抄在笔记本上的诗:
 
在积少成多的日子里
 
汇聚着水滴石穿的信念……
 
1987年以后,我开始逐渐转向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阅读,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密尔、韦伯、汤因比他们将我带进一个更深沉辽阔的世界,我对山外世界的想象不再停留在吴越风云、乌江东去或秦皇汉武、水浒三国、说岳说唐,也不再停留在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或拜伦、雪莱、泰戈尔、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他们的笔底,我开始为古希腊以来一代代智者的思考所折磨,我渴望融入他们的阵营中,与他们站在一起。我想起一句诗:“雁荡山有几滴雁声掉进谁的眼睛,谁的眼睛便飞起来”。山中的小世界与山外的大世界之间,从此不再隔膜,即使我终生都生活在雁荡山中,我也不再坐井观天,以为天空只有井口一样大小,在精神上我已看到了那个和天空一样大小的天空,人生至此,真是痛哉快哉!
 
2018年7月19—20日写于杭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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