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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善托邦”:民国的中小学校长

 【傅国涌按:2017年1月,在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百年之际,我和资中筠先生、谢泳先生及其他朋友一起,在南京回望了近代以来中国教育走过的道路,资先生讲述了她在天津耀华所受的好教育,我讲了民国的中小学校长是如何做校长的,其实,今天仍然需要那样的校长,就是愿意不断努力,去寻找“善托邦”的校长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提出一句话:教育是必要的乌托邦。这句话与波兰教育哲学家苏科多斯基的概念一致。他认为,“目前的现实不是惟一的现实,因而不能构成教育的惟一要求。着眼未来的教育精神超越了目前的范围,应以共创明天的现实为目标。”所谓“共创明天的现实”就是追求一个乌托邦,或者说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未来。

但“乌托邦”这个词在中国带有贬义,它有一种空想的色彩或否定的意思。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针对“乌托邦”提出了一个“实托邦”的相对概念。所谓“实托邦”,就是“在所有的可能之中,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但确实是我们所能拥有的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的一种世界。”而这样的世界,对教育的追求来说更加贴切。因为这是人在此岸所能做到的极限。

2016年,社会学家高放先生受“实托邦”这个概念的影响,又提出“善托邦”的概念。如果乌托邦是一个“恶托邦”,那么教育家所做的就是通过教育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即一个通向“善托邦”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把“教育是必要的乌托邦”改成“教育是必要的善托邦”就有了道德意义。当然,它的路径是渐进的、缓慢的、细致的,在这条道路只能是得寸进寸。

 

 

哪些人可以称为教育家?

 

这一点,民国教育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案例。

在这个非常不完整的时代中,很多人可能更了解像张伯苓、经亨颐这样负有盛名的教育家,其实还有一些世人不太知道的教育家,他们的影响也同样巨大。比如王培孙先生,他创办的上海南洋中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中学。再如经亨颐先生,他先后主办浙江一师和春晖中学,是不多见的拥有师范教育和中等教育经验的人。金剑青一生在台州地区办过三所学校,而且都在比较偏僻的山村里,还有温州中学校长金嵘轩、北师大附中校长林砺儒,最早提出新农村建设的乡村教育家王亦文、中央大学附属小学校长周抑堂、嘉兴中学校长张印通、上海中学校长郑通和、温州永昌小学校长王人驹、绍兴中学校长沈金相、江苏滨海县立新民小学校长刘百川等等,都是真正的教育家。

以往人们常以为有教育论述,或者做了大学校长,又或者像陶行知这样名声很大的才能叫教育家。我在十多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小学本身就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具有独立性而不是上大学的辅助。所以在民国的教育史上,无论大学小学,只要符合两个共同的特点,即毕生以教育为志业,在实践中确实推动了学校发展;并通过学校影响了教育领域和周边社会的,都可以叫做教育家。

另外,民国教育家没有被“学而优则仕”的选择压倒一切,很多人一心办学,终身未变。比如温州中学校长金嵘轩,他本有机会做温州市教育局局长甚至更高的官,但都拒绝了。再比如经亨颐,他在一师做校长时遇到学潮被迫离开杭州,正好他故乡上虞的富商陈春澜出资在白马湖畔创办的一所新学校——春晖中学诞生,此后他主要的精力都跟这所学校有关。再有王培孙先生,他从一个上海私塾办起,后扩为私立南洋中学。因为学校颇有盛名受到社会瞩目,有人邀请他做教育次长,他没有答应。

当然也有一些人投身教育之后进入官场。比如上海中学校长郑通和,他后来也做过甘肃省教育厅厅长,但他一生最为人所铭记的仍是办学。在他内心,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和上海中学校长两个位置亦没有高低之分,只是可进可退的两个职业罢了,包括做过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和蒋梦麟,都是如此。这在一个官本位社会里是难以想象的。

 

低调理想的事业

由这些中小学校长的作为,来理解教育:

第一,教育是一个低调理想的事业。

与革命不同,教育是要做“人”的工作,无需流血破坏,因此决定了它是一个低调的、可持续的和建设性的事。同时,教育也是一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理想事业。所谓“大处着眼”即是要有高远的志向和远大的目标。不过,无论多大的目标,还是要从一些微不足道的、细小的、一砖一瓦的事开始。

中国社会现在的风气非常浮躁,很少有人愿意去做一些微小的事,但没有一件大事本来就叫大事。比如著名的南开中学,前身是一个只有六个孩子的家塾。南洋中学同样是一个很小的育才书塾发展起来,到最后也严格控制在500人之内。从某种意义上,教育是最不怕小的事业,即使只有三五个学生,也不是一个小事业。

另外,评价一所好学校不是以名声或者一些量化的数据作为依据,真正好学校的标准是能否有故事流传。学校是由故事构成的,所有的数据最后都会化为虚无,在长远的时间中,只有故事才有恒久的穿透力。像南洋中学、南开中学从来不是以冠冕堂皇的数据,比如出了多少院士和部长等等来证明其教育之伟大,而是由无数让人唏嘘的故事。数据只是教育的副产品罢了。

故事也最能体现一个教育家的品质。民国时期,因为战乱导致地方政府很穷,比如温州中学虽然是一所公立的中学,但是办学经费经常遇到困难。教师工资发不出来,校长金嵘轩只好卖掉祖传的田产来垫付教师工资。还有一件事,金校长有时会看学生交上来的日记,一次无意中翻到一个学生特别渴望买到一套德国克劳赛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但商务印书馆新出的这套书比较贵。金校长看到后就找他谈了一次话,然后悄悄地买了一套送给他,这个学生因此记了一辈子。这件事很小,但它并不是孤立的一件事,金嵘轩做过很多类似的事。

著名报人钦本立当年在学校因为反对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得罪了训育主任,面临被开除的命运。张印通先生时任浙江省立联合高中校长,经过艰难的争取最后发了一个肄业证书给他,这使他有机会可以继续去考大学。金庸当年也是写了一篇《阿里思漫游中国记》得罪了训育主任,也要被开除。最后同样是张印通把开除改为退学,使金庸有机会转到别的学校。所以金庸毕生视他为恩师。

还有一些事可谓微不足道。比如一位叫做张中强的学生在回忆录里说,有一天下雨,他正撑着伞走路,温州永昌小学校长王人驹遇见他就说:“你走路要端正,撑雨伞也要端正,凡是行为都要端端正正啊。”这句平常的话让他记了一辈子。费孝通先生在四年级时,沈天民校长上了一门叫《乡土志》的课,而正是受这门选修课吸引,使他确定了自己毕生的志业。

还有著名学者金克木先生,他一生最高的学历不过是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毕业,后来的学问都是自学或者旁听的。只因为有一次校长在公民课上说,“无论什么国家,小学生都是一国的将来和性命”。这句平平常常的话深入到了金克木的心里,他觉得自己很重要,即使将来没机会读中学大学,也必须不断努力。而出版家范用回忆镇江穆源小学校长黄建平,记得最深的细节就是星期天如果有学生来了,黄先生拉着学生在操场上散步聊天讲故事,这算什么大事呢?

这些都不是精彩的故事,但就是这些平常的故事,成为孩子一生中的大事。所以别轻看一个小学校长,他能够给一个生命带来祝福。也正是这些平常的、无意中完成的事,构成了教育的生命。真正的教育永远不是那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它是低调理想之事业,从低入手做低的事情,再以长远的眼光来看,慢慢把它变成大事罢了。

教育是一个“圆形运动”

第二,教育是一个“圆形运动”。

我曾在《人民日报》上读到过一位13岁的法国小女孩写的诗:

假如世界是方的,

我就有一个角落可以躲藏,

可惜地球是圆的,

我只能面对这个世界。

美国作家爱默生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讲到圆,他认为,“人生是一个自我发展的圆。它从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圆圈开始,向四面八方衍生,不断出现一个个越来越大的圆,永无止境。这种圆究竟会扩展到何等程度,取决于人的灵魂的力量。每一种思想都以事实上的圆形波浪的形式出现……我们一生都在学习这样的真理:围绕一个圆可以再画一个圆;自然没有终结,而每个终结都是一个开端;正午时分总有另一缕曙光升起,每个深渊之下还有更深的深渊。”教育就是一个不断画圆的圆形运动过程。每一个孩子、老师以及校长的心灵都是这个圆形运动的圆心,沿着圆心不断画圆,画出的一个个的圆就是一个个人生。

抽象一点说,教育是什么呢?教育就是人类在时间的变化中寻求不变价值的过程,是人类的心灵与心灵在时间中相互触摸的过程,是有限的人类向无限不断求问的过程,更是理解并拥有一切通过时间考验的真善美的东西。简言之,教育无非是在做智力操练、心灵操练和体力操练,其中心灵操练是中心,而整个教育过程就是心灵操练带动智力操练和体力操练画圆的过程。

心灵操练由很多细节共同构成,学生到学校接受教育也不仅仅是读书,而且需要被熏陶。校园里的一花一草一木都构成了生命和教育的媒介,参与了画圆的过程。还有一些人文的环境设计,比如每一个学校都有标示系统、校歌、校徽和校训等,它们同样构成了学校对外形象。还有很多课外内容,比如在民国的教育中话剧、辩论、演讲也是不可分割的常态学习。

举几个例子。比如梁实秋回忆当年读小学时,学校那棵合欢树下满地的落花给孩子们带来的欣喜,成为他记忆中最美好的东西。再如南洋中学的教学楼外面桂花树有两层楼高,秋天桂花开放,一边上课一边闻着花香,对孩子们的记忆来说,比读了什么书或者老师讲了什么课更容易被记住。

还有校训。北师大附中的校训是“诚爱勤勇”,莫干山小学的校训是“勤俭忠慎”,南开中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山西太谷铭贤学校的校训是“学以事人”,中央大学附属小学的校训“诚者自成”。从学生的回忆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都参与了他们的心灵操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们的人格。

 

向 “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

 

第三,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校长在学校里面试图推动的,还包括让学生拥有促进公义的思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6年出版了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谈到三个重要内涵:维护和增强个人在其他人和自然面前的尊严、能力和福祉,应是二十一世纪教育的根本宗旨;要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将教育和知识视为全球共同利益;人类在本质上共享并且互相交流的各种善意,例如价值观、公民美德和正义感。 

这这个意义上,民国的中小学校长在办学时已经非常理解且贯彻了这些观念。

张伯苓1917年在南开学校讲《旧中国之新希望与旧南开之新责任》时提到:“何谓旧中国新希望?中国所少者,岂官吏乎?岂一班人民乎?亦皆非也。所短者,即为五十年或百年后造福利之人。何谓旧南开新责任?即为余与诸生从兹立志唤醒一己,唤醒国人,醒后负责任为世界发明新理论、新学说,使世界得平安,为人类造幸福。”这些不就是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在倡导的那些思想么?

张伯苓回顾自己办南开中学的初衷,他说其中有一条就是他发现中国人不能合作,缺乏组织能力,所以他特别强调学生的课外组织和团体活动,南开的社团是最发达的。比如东北研究会、天天研究会、科学研究会、数学研究会、政治经济研究会的,这些社团以大自然为教室,以全社会为教本,利用活的材料来充实学生的知识,扩大学生的眼界。

陶行知在1919年写《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当中说到:“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应当养成的学生。专制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被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想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必先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学生。”

经亨颐先生1924年在春晖中学发表演讲则说:“我以为不论贿选,不论军阀,为什么弄到这步田地,终结一句要归咎于人民自己放弃。何以使他们选可以贿,军成为阀,在未贿未成阀以前,假使有共同严格的监视,何至如此。”面对一批初中学生讲这些话,今天看来似乎太早了些,但这些话确实是当年那些教育家或者中学校长对学生的演讲,他们所说的与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在推动全球要做的事没有区别。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不低,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些教育家已经预期到了未来的社会变革,教育家当然是要有预见性的。

当然,无论经亨颐、王培荪还是张伯苓都不知道将来的社会到底怎样,但是明白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总要做些什么。虽然受时代约束,无法达到理想的高度,但这些人已经做到他们能做到的极致了。

现实永远都是不完美的,今天的教育也是要在不可能中拓展更多的可能,要在现实给定的条件下得寸进寸,勇于突破约束、控制和限制。既扎根土地,也要仰望星空。就像爱因斯坦1936年在《论教育》中写到那样:“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最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个性应当消灭,而个人只变成象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因此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意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地,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这仍是教育之理想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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