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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的恩师致敬,其实也是向民国教育致敬

“人生最美是相遇”,这是我在《教师博览》杂志举办的第一届阅读论坛上的讲题,时在2015年8月,江西弋阳小城,这是我第一次回望过去的半生,我有幸遇到的三位恩师:徐保土先生、吴式南先生和许良英先生,严格地说,徐先生和许先生其实没有给我上过课,但我终生视他们为师。现在许先生过世已超过五年半矣。
 
我出生在偏僻的大山深处,那山却是美得令人无语的雁荡山,我十分感恩在我的少年、青年时代能遇见三位先生。
 
1980年,我在故乡雁荡中学念初中,我的语文老师卢鸾娇先生十分钟爱我,因为我的语文好、作文写得又快又好,常常都是班里的范文,作文课是我的节日,从小学以来就是如此。
 
有一天,卢老师将我叫到她的宿舍,请原来是她的先生也就是徐保土先生指点我改作文。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见到徐先生,他的大名我们早已久闻,他当时是县教育局教研室的主任,周末会来雁荡,我只听说他是杭州大学的前身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写得一手好散文,有真才实学,早年有大学要他去任教,他因为自己不会说普通话谢绝了。他发表在中英文的《中国》杂志上的《雁荡纪行》,发表在《浙江日报》上的《我爱中折瀑》,都曾是我那时百读不厌的美文。那一刻,真人就在我的眼前,我肯定有些紧张。我站着,先生坐着,手拿我的作文本,其中有我暑假写的一篇记叙文《捉石蟹》,他说此文写得不错,准备发表在县里新创刊的《语文小报》上,只是需要做一些修改。他说的其他话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他说的“大、中、小”。
我原稿写到用树枝把躲在石缝里的石蟹赶出来,他说,此时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要从大到小,这样记事就有层次,叙述有了递进。修改后的这段是这样写的:“窝石蟹,大的大,小的小,四处乱爬。我乐极了,伸手先捉大的,再捉中等的,最后捉小的,不让一只漏网逃掉。”二十多年后,我才慢慢明白细节的力量,逼近真实的现场感,当时懵懵懂懂,只是按先生说的改了,抄正,交上。这篇稚嫩的小文便成了人生中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字,听先生说还被《浙南日报》的习作版选载了。人生中第一次得到的二元稿费,是一笔难得的巨款,我买下了思念过许久的一套人民文学版《三国演义》,保存至今。
随后的日子,在雁荡中学还与徐先生接触过一次,也是他找我改作文,我们当时学了《岳阳楼记》,我写了一篇读后感,是议论文性质的,卢老师给他看了,他指导我怎么改,然后被油印出来,发给全班同学作为范围。这已是1981年春天或春夏之交了。
 
 
是年8月底,我升雁荡中学高一,去学校拿样刊和稿费,当时我在《乐清文艺》发表了一篇习作《雁荡红叶》,听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卢老师,还有一直照顾我的高中英语老师张金英(她后来成了我高二的班主任和英语老师)都调到邻近的大荆中学去了,徐先生从教研室到大荆中学做校长,我似乎当天就步行十多里,还翻了一座山岭(谢公岭),去找卢老师和徐先生,要求转学到他们所在的学校。从1981年9月到1983年6月,这两年,我经常见到徐先生,经常给我改作文,包容我犯的错误,许多同学都知道我是校长喜欢的学生。他在学校不上课,卢老师则在初中部,视我为子弟,我常去他们的宿舍,偶尔还会在他们家吃饭。
 
遇到吴式南先生是在1986年秋天,他的普通话温州口音很重,却是真有学问的人,他与徐先生一样都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是夏承焘先生的学生,还做过夏先生的古典文学课代表,当时五十三岁,他的印发的讲义让我大开眼界,现在全都保存着。我记得,卡夫卡是从他那里知道的,龙应台的杂文《美丽的权利》《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最早也是从他发的讲义上看到的,尤其是他用系统论来研究文学语象的生成,尤其令当时的我震惊。他上课不用教科书,只讲他自己研究过的内容,非常吸引我。九山湖畔成为我们师生问对的温暖之地,他跟我讲王国维,讲人性论,讲文学对应论……他于1958年后做了二十年右派,在农村种地,却心系文学理论、艺术审美,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的《文学概论新编》上册,就是我们当时的油印教材。我和他相处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却书信往来不断,他坦诚,有真知灼见,他对我的厚爱,给我的鼓励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我在《九山湖畔有吾师》长文中有详细的回忆,这是前几年为吴师的著作《发现艺术之美》写的前言。他是1933年生人,也曾是民国少年,八十五岁了,依然身板挺直,他跟我说,走路有时走不动了,挺起胸膛就有了力量。两年多前,他的新书首发式在半书房举行,众多的学生围绕在他身边,年长的近七十了。一位现场的观众说:“吴先生沧桑而健朗。首发式上只讲简短的两句话。他只是静静地坐着,似乎头都不曾抬起过。对于吴门子弟的歌功颂德,他像听别人的故事一般。老人的荣辱不惊,云淡风轻,令人感佩。”不久前去温州看他,送去我新出的《新学记》,他关心的还是目下教育的糟糕,感叹犹太人重读书、懂教育,他念兹在兹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他十几年前送给我的二句诗我自然愧不敢当,但我当作鞭策和激励。我走时,他一直送到马路上,一路步履稳健,只是分别时,他不为黯然地对我说,他的那些藏书怎么办,两个儿女都无兴趣,我建议找人整理一下,捐给可靠的图书馆。
 
遇到许良英先生已经是1995年,虽然早在八十年代就读过他的文字,知道他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从那时起,直到他2013年离世,我们有跨越十七年的书信往来,先生知我、爱我,对我有重大影响,他视我为忘年交,给百岁老人陈立写的信中称我是他的小友,我却视他为师,他写给我的那些信,我们在中关村704楼无数次的促膝长谈,早已转化为我生命中的力量。他给我最重要的教诲是——以平常心,做平常人。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怎么样的处境都没有改变他的信念,他是我见过的骨头最硬的人,台州文化孕育出来的方孝孺式的人物,老实说要比绍兴师爷文化熏陶出来的鲁迅骨头硬得多。我和他的故事在2013年他去世后曾在数篇悼文中写过一些,当然今天还远不到细说的时候。
 
2018年9月10日,我在杭州想起三位先生,我也差不多到了三十二年前遇见吴师式南先生的年龄了。人生苦短,师恩绵远。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其实还遇到过不少良师,只是在精神层面他们对我的影响没有那么深刻,但他们一样是我生命中的老师:
 
盛笃周先生,我在雁荡中学的历史老师,1985年找我合作编写了《雁荡山名胜古迹史话》,这是我生平第一本小册子。他是抗日战争时期迁到雁荡山中的杭州宗文中学学生,文史功底扎实,善写旧体诗,有诗集印行。已于前些年离世;
 
盛牧夫先生,我在雁荡中学的美术老师,他是黄宾虹先生的入室弟子,晚年隐居雁荡山北斗洞,我常去请益,虽然我从来没有向学过山水画,他曾答应教我诗词格律,不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1988年去世;
 
滕万林先生,我在大荆中学念高二的语文老师,华东师大毕业,中学在雁荡中学的前身淮南中学,胡兰成的学生,他晚年成了书法家,我们现在还有来往。
 
蒋祥贞先生,我在大荆中学念高二的历史老师,我们有一年美好的相处,我是班里历史学得最好的学生。他是民国时代大夏大学的学生,1982年他就买下了《新青年》影印本。
 
张金英先生,她是我姐夫高中时的老师,照顾我的初中三年,高二又是我的英文老师和班主任。
 
加上前面的三位先生,他们几乎都接受过民国教育,我生虽晚,也算间接受了民国教育的恩惠。这一刻,我想向诸位先生致敬,也是向我心中的民国教育致敬,哪怕民国教育仍是不完美的,如同我在《新学记》中所写的。
 
2018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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