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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教育自救往哪里去?

 
中国从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踏上现代化的不归路之初,对民众识字率之低一直耿耿于怀,历史学家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史,也常常拿识字率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张朋园先生受亚当·斯密的启发,在《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即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法,教育人民识字就是经济发展、社会改进和文化提升的一种准备,并对晚清民国的识字率,尤其云贵的识字率提高做了具体研究。
 
早在1907年,曾与秋瑾齐名的女性知识人吕碧城在天津《大公报》立言,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她不仅为英敛之先生所重,也为直隶总督袁世凯所重,受命主持北洋女子师范学堂,隐居莫干山、从事乡村教育和建设的黄郛夫人沈亦云即是这里毕业的。相隔一百余年,我重读吕女士的文章,曾提出一个追问,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立国之本?并不是所有的教育都能成为立国之本,只有立足于立人之本的教育才有望成为立国之本。如果不从立人,立个人,立每一个有血肉、有灵性的个体生命入手,这样的教育注定只能是豆腐渣,甚至是摇头丸。时代转移,问题也在转移,百年前念兹在兹,以为提高识字率,就离现代化更近了,现在看来也只是一厢情愿,数目字的变化而已,人还是那个人,没有人的现代化,拖着一条古老的辫子,识字率哪怕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也未必就进入了全面现代化。何况单向度的现代化带来的资源破坏、人心损伤,未必全是福音。基于此,如何重新定位识字率与现代化的关系,反省什么样样的教育才能成为立足之本,就变得越来越迫切了。
 
时至今日,在义务教育已经普及的情况下,再来看识字率与现代化、与文明程度的关系,应该有更清醒、更成熟的视角。我当然不认为识字率的提升与现代化没有关系,只是没有必然性罢了。实行义务教育,曾经是民国以来,蔡元培、王世杰、蒋梦麟们几代教育家的追求,他们都曾做过教育部长,在王世杰任上几乎将义务教育提上了议事日程,不幸被日本全面入侵打断。即便如此,民国对于教育的看重,在宪法草案的起草和讨论,直至1946年正是颁布的宪法中都可以呈现出来。1937年5月18日修正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137条规定:“教育经费之最低限度,在中央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区及县市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 1947年元旦公布、同年12月25日付诸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64条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
 
这一比例在动荡的战争中当然难以实现,实际上,1936年的教育文化经费只占到全国预算总额的百分之四点二八,离目标十分遥远。但我不怀疑那些参与制定宪法、有机会影响宪法形成和通过的军政人物、法学家和教育家们的诚意,他们对教育都抱着极大的热忱,无论留日或留学欧美归来的吴经熊、王世杰、张君劢、胡适之、雷震这些人,还是浙大的前身浙江高等学堂毕业的陈布雷这些人,他们 对来教育的期许是一致的,哪怕胡适不赞同这么高的比例,因为他担心做不到。
 
 古老的华夏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如何应变?不仅是军事或政治问题,更是文明问题,根基无疑在于教育。自孔夫子以降,延绵二千多年、已如此成熟的人文教育走到十九世纪,还能按原来的样子走下去吗?有识之士早已看得清楚。二十世纪初,科举废弃,新学勃兴,不仅是应付世变,也是寻求新的生机,即使从先秦到宋明,也不是一成不变,到朱熹、王阳明已有细微的变化。六十多年来,现代教育从学习到放弃苏联模式,走过了曲折而复杂的辛酸之路。教育家难产,受制于时代环境、体制瓶颈,并非晚清、民国的知识人智商更高,无论是盛名之下的张伯苓、梅贻琦师徒,蔡元培、蒋梦麟师徒、胡适之、傅斯年师徒,还是并无显赫名声的王培孙、金剑青、王人驹这些中小学创办人,他们都只是时代的产物。今天即便蔡元培、张伯苓回来,也办不出当年的北大和南开中学来。这就是时势比人强。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只能躺着等死,还是会有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尝试另一种可能。所以,近些年来,民间兴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教育自救热点,包括“在家上学”、“华德福”、大大小小的山中书院,也包括饱受非议的王财贵国学书院和张清一的模式,都吸引了许多跟随者,据说有的已有一定规模,只是由于缺乏正常的开放的办学环境,高悬的《义务教育法》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目前这些零零星星散布在各个角落的民间教育自救点,要踏上健全的现代教育之途,还是很不容易。我所了解的一些民间教育自救机构,多数都带有强烈的个人倾向,与创办人的眼界、知识水准、文化偏好、宗教信仰有极大的关系,或向着国学【往往狭隘化为读《弟子规》《三字经》或四书五经】 ,或向着佛教【会渗入《金刚经》、《心经》等内容】,或向着道家【或将养生、《黄帝内经》等当作重要内容,或将一切归为阴阳和八卦之类】,或向着基督教【如提倡基督教古典教育】,也有其他的趋向。我偶尔也接触过贵州、江南等地比较纯正的教育模式,人数从十几人到四十人不等。
 
在这一批新的教育自救潮中,我所知的主持人以“70后”居多(就是1970年代出生的),他们与与张伯苓、经亨颐那一代“70后”(生于1870年代)恰好有百年的距离。当他们起来教育自救之际,与前辈面临的时代已有了巨大的不同。遥想当年,自1894年甲午之战后的三十年间,从北到南,天津的严修家馆演变成南开中学(又有了南开女学和南开小学、南开大学),上海的育材书塾变成南洋中学,上虞的银行家陈春澜捐资办了春晖学堂和春晖中学,因缘际会主持三个学校系统的是清一色的“70后”(张伯苓、王培孙、经亨颐),他们接受的已经是新式教育,张伯苓(1876)出身于北洋水师学堂(1917年到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短期进修),是严复的学生,王培孙(1871)是南洋公学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经亨颐(1877)于1902年留学日本,正是留日潮中的学生。
 
如果回到百年前,1917年的中国,他们的教育生涯都已灿烂的展开,南开、南洋蒸蒸日上,赢得了“北南开、南南洋”之誉,经亨颐虽然还没有创办春晖中学,但正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任上。
 
时运转移,不是人力所能强求,难怪我们读史之余常会有深长的叹息。如果想对这些年来风生水起的民间教育自救有更深入的观察,并非易事,有些民间教育研究机构的调查也常常停留在调查数据和对某些模式的肯定和解读上。面对《义务教育法》,全日制的民间教育自救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难以超越的法律困境。所以,在未来几年,民间教育自救向何处去,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老实说,今天中国面临的困境也不单纯是体制性的,被这个体制熏陶出来的多数家长,和整个社会的舆论氛围,也是那样的急功近利,那样的焦躁不安,这样就苦了孩子们。教育吃人,何止是礼教吃人。一百年前鲁迅喊出“救救孩子”,十年前,一批以“70后”(比张伯苓们晚生了一百年)为主的中小学教师再次喊出“救救孩子”,批判三套流行的小学语文教材,听说这三套教材要逐渐淘汰了,全部用统一的“部编本”,这些日子经常在朋友圈看到总主编温儒敏先生在谈语文和这套语文书。不过,我只见到小学1—3册,和初中的1—3册,还来不及细看,尚无法做出全面、准确、客观的判断。
 
无论如何,民间教育自救注定了只是少数人的选择,绝大多数人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被时代的主流所裹挟,别无选择。而真正的、全面的教育自救是从每个家庭开始的,教育说到底是拼妈(爹),首先取决于幼时你妈(爹)给你讲什么故事、读什么儿童书,渐长,你妈(爹)还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课外书。归根结蒂,一个人能走多远,能看见一个多辽阔的世界,毕竟还是取决于你一路从童年、少年到青年读过的课外书的数量与质量,光是考分高,读名校,不读书照样只能看见眼前一点小利益。所以,真正大面积的民间教育自救,还是要靠读书自救,只有读书才能摆脱不可抗拒的命运加在你头上的一切,赢得一个更大的天空。一个读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读过歌德、康德、泰戈尔、托尔斯泰……,读过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的人,在精神上不可能永远被绳索和枷锁困住,因为他的心灵是自由的。民间教育自救的支点就是平衡的经典阅读,是每个家庭健康的亲子共读。这是风险最小、代价最轻的一条道路。(我这样说,绝不是认为那些民间教育自救的探索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有他们的价值,他们有他们的贡献,至少有一小部分的孩子受益了,当然不包括那些走偏了路的模式。)
 
此刻,秋雨绵绵,我想到却不止是“秋雨秋风愁煞人”,秋瑾的绝笔,还有《雅各书》中最美的话——
 
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2017年9月20日杭州秋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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