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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之年,只欠一生

第一次知道王国维先生,是在1984年夏天,我第一次北行买到了一册《王国维评传》,海宁王国维这个名字从此进入了我的生命当中。三十三年来,我常常想起他,想起他遗书上的第一句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也想起他的同道、知己陈寅恪先生给他的盖棺论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1877年到1927年,帝国到民国,从政治制度到世道人心都经历着急剧的变动,未来更不可预测。以王先生之学养、心志,他本可以在学术上有更高的建树,但他竟毫无留恋的放弃了一切,包括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肉体生命。“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遗书中留下的这一句即便相隔九十年再读,依然重若千钧,沉痛至极。
 
我想起三十年前读王国维先生的著述,在笔记本上抄《人间词话》的光景,依稀如在昨日。九年前,我和阿啃去海宁盐官镇寻找王国维的故居,在乾隆皇帝所修的海塘下徘徊,想起显赫的“海宁陈家”和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想起蒋百里、徐志摩……自古以来,浩浩渺渺的钱塘江口多少潮起潮落,尤其八月十八的浙江潮,确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潮”,自唐宋到明清,无论是白居易的那句“郡亭枕上看潮头”,苏东坡的“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还是周密的《武林旧事》,张岱的《陶庵梦忆》,黄仲则的诗,千余年来,一个个神话传说与文人墨客笔下的风云,已写尽浙江潮之壮美、神秘。
 
1923年,海宁人徐志摩带着胡适之、汪精卫、陶行知一行人来观潮之年,也正是袁花镇上查良镛(金庸)出世之时,巧合,不过是巧合,然我读徐志摩日记,读胡适之日记,却感到历史人事、自然变迁,一切皆是那么神奇、那么美好。再有三十二年,到了1955年,金庸在遥远的香港忆及故乡看潮的美好往事,想起民间有关乾隆帝与海宁陈家的传说,《书剑恩仇录》就从他笔下流淌出来了,挟着浙江潮的雷霆万钧之势,幼时随母亲去看潮,少年时做童子军露营在海塘边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十万军声半夜潮”,我想起1994年选择自杀的青年学者胡河清说的话,海潮的涨落体现了太阳系的游戏规则,海宁日日夜夜就是这样受到来自受制于太阳系活动规律的奇妙辐射。浙江潮挟着天地日月精气,而王国维、徐志摩、蒋百里和金庸都是“天下第一潮”捎向人间的精灵。
 
我生亦晚,在王国维自沉之后四十年,徐志摩、胡适之都已不在这个人间世上。但我小时候在雁荡山中读连环画即知道了伍子胥的传说、吴越王钱缪射潮的传说。再大一些,又读到了王国维的书、徐志摩的诗、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及蒋百里的论著,甚至在十五年前写出了一卷《金庸传》,海宁近世人物常常让人欢喜、让人兴奋。
 
人生就是如此神秘,许多的人、事、物看似无关,却千丝万缕,有着若隐若现的关联。读书是什么?读书就是对人生意义的寻找与确认。我知道,太阳系年复一年的浙江潮带给我们的远不止是一道风景,而是来自宇宙的奥秘。虽然我清楚,我不是牛顿,此生没有机会摸见宇宙的心跳,我也不是王国维,不可能在几千年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一段异样的光辉。在我五十之年,我想到的却不是“只欠一死”。前天早起,写下一篇小文,结束时,我写了这样一句话:
 
寻找“童子六七人”一起读世界,是我在王国维先生选择自沉之年的选择,王先生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我反其道曰,五十之年只欠一生。也许五十岁只是人生新的开始。
 
2017年,在王国维自沉之后九十年,又是一个“八月十八潮”,我要在这一天上一节“寻找语文之美”的课《与“天下第一潮”对话——从白居易、苏东坡到胡适、竺可桢、金庸》,自然、历史、文学、科学,都在潮起潮落之间。我将与“童子六七人”一起与胡适、徐志摩、竺可桢和金庸眼中的浙江潮对话。五十之年,就从“八月十八潮”重新开始吧。 
 
第一次知道王国维先生,是在1984年夏天,我第一次北行买到了一册《王国维评传》,海盐王国维这个名字从此进入了我的生命当中。三十三年来,我常常想起他,想起他遗书上的第一句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也想起他的同道、知己陈寅恪先生给他的盖棺论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877年到1927年,由帝国到民国,自政治制度到世道人心都经历着急剧的变动,未来更不可预测。尽管他在私人书信中洞见了未来变化的蛛丝马迹。以王先生之学养、心志,他本可以在学术上有更高的建树,他竟毫无留恋的放弃了一切,包括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肉体生命。“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即便相隔九十年,再读他遗书中留下的这一句,依然重若千钧,沉痛至极。
 
2017年9月18日早上
 
附录:
 
早上起来,翻出三十年前初上讲台时留下的一些备课笔记,用红笔书写,历经岁月的磨损,有的已褪色,甚至纸页有虫咬的痕迹。按东汉智者王充在《论衡》中的说法,所谓一世就是三十年。我从二十弱冠之年,到了五十知天命之年,这期间多少风风雨雨,水深浪阔,沧海桑田,时移世易,眼目所及确是变化万千,我前几年去过我当初教书的乡村中学,只剩下了空空荡荡的石头屋,不过我住过的房子还在,我上过课的教室也还在,虽然那片陪伴过我无数个黄昏的石子滩,大片的草地、溪柳都消失了,春天开满白花的梨树一棵都找不到了,更不要说清澈得可以直接淘米的溪水。我看到的是自行疯长的荒草。毕竟二十几年了,学校早已搬迁。又过去了好多年,听说那里已变成一片废墟,什么也没有了。唯有双峰还静静地立在那里,仿佛亘古以来就在。 
 
我没有想到,相隔三十年,我还要重操旧业,再来教“童子六七人”,这是多么奇妙的循环。三十年前,我在故乡雁荡山东外谷开始课童生涯,三十年后我竟对课童有了兴趣,想与孩子们一起读世界。今年初春,在英国游学,随我同行的有我三十年前的学生,他现在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还有他十四岁的女儿,我对小孩说,那时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三十年后师生两家还会同游英国,当时你爸爸就是你现在的年龄。同行的还有我的另外几个学生和傅阳,以及十岁的童子锐锐。夏天,我们去俄罗斯游学,同行的孩子除了锐锐,另有四个九岁、八岁的小女孩,我们一起在普希金的故居朗读他十五岁时写的诗《皇村记忆》,在沃尔霍夫河畔的落日中朗读屠格涅夫的《门槛》和《对话》,九岁的小女孩来来回到上海,在学校小播音员选拔时朗诵《对话》,赢得高票,她母亲说这是沃尔霍夫河给她带来的灵感和信心。竺可桢先生1936年出任浙大校长时,写过一篇《旅行是最好的教育》,我很赞同。
 
三十年的时间让我重新开始思考教育,思考教育与每个人的命运,母语与世界的对话。从2006年我编的《过去的中学》到2012、2013年《过去的小学》和“回望民国教育系列”的相继出版,再到今年夏天,《美的相遇——傅国涌教育随想录》、《寻找语文之美》问世,我依稀看见了三十年前我在乡村中学烛光下读书写字的影子,三十年,我原来还没有走出教育,只是从雁荡到了西湖,我想起我的美术老师、黄宾虹先生的入室弟子盛牧夫先生写的几句诗:
 
西湖雁荡各千秋,君住上流我下游。
 
君管西湖我管山,管湖那及管山闲。
 
我少年时在雁荡北斗洞目睹先生写这些诗句,至今记得挂在绳子上的书法的样子。这些句子也一直活在我的记忆深处。诗是送给他的同门、中国美院教授、以研究中国美术史著称的王伯敏先生的。
 
我生何幸,生在雁荡,长在雁荡,有山水日夜相陪,二十二岁告别故乡,漂泊在黄土高坡,最后落脚在西子湖畔,转眼已是廿年一觉杭州梦了。既有西湖又有山,悠悠此生,夫复何求?寻找“童子六七人”一起读世界,是我在王国维先生选择自沉之年的选择,王先生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我反其道曰,五十之年只欠一生。也许五十岁只是人生新的开始。
 
写于9月16日早上去海盐讲张元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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