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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卢作孚与宜昌大撤退

作者按:偶然看到有朋友在转发一篇宜昌大撤退的文字,大概是因为电影敦刻尔克大撤退正在上映的缘故吧。打开一看,几乎就是抄袭我的《大商人:影响近代中国的实业家们》中卢作孚一章的第一节,所有材料均源于此,而不标明出处,典型的抄袭。特将《大商人(最新修订版)》的这一节发在这里,数据若有出入,是因为我的初版有误,修订时已改,而抄袭者抄的是初版的原稿。
1938年9月,入川门户宜昌。
 
离长江上游枯水期只剩40天,沿江至少堆积了9万吨以上物资,装箱的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无遮无盖、赤裸裸地杂乱堆放在江边的荒上地,互相挤压,日晒雨打,有些都已生锈。其中有汽油、炸弹、炸药等军用物资,据说还有故宫文物。不夸张地说,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滞留宜昌、等待入川的人员和难民至少在3万人以上,2007年4月,我到过一条还没拆迁的宜昌老街,窄窄的,依稀可以想见那时大量难民云集的情形。面对大撤退的人流,宜昌不堪重负,何况天上还有日机轰炸。政要及各界名人为公为私的函电不断飞向卢作孚,希望能帮助安排入川。民生宜昌分公司经理李肇基说,每天找要帮助解决入川船票的多达三、五百起,从早到晚穷以应付,他常常忘记吃饭,连厕所都无法上。
 
“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叶圣陶曾在宜昌等船7天,这两句诗就是当时的写实。老舍也说,在宜昌一等一星期,好不容易在民生做事多年的朋友帮助下,买到甲板上的铺位,“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开饭,昼夜的开饭。茶役端着饭穿梭似的走……”三峡的风景根本看不到,只看到头发。
 
 
10月23日,当卢作孚飞到宜昌时,看到各轮船公司从大门口到每个办公室,挤满了办交涉的人,许多是军政各方面的重要人物,所有办运输的人员都在全力应付,根本没时间办运输。管航运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相互责骂。眼见长江枯水期将临,航运却陷入了停顿。面对这团乱麻,这个小个子、穿麻布服的四川人出乎意料的镇定,他坚决而有礼貌地让所有人回去,然后到江边查看物资和轮船的实际情况,再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和轮船的驾引人员、宜昌港内的技术人员,彻夜开会,商讨紧急运输的方案。
 
当时,民生公司可用的轮船22只,另有两只挂法国旗的中国船。按它们全部运输能力,要将9万吨物资在40天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没有可能,民生公司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有1万4千吨。就是在这次通宵会议上,他们参考1937年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决定采取分三段运输的办法,按照40天时间,设计出一个严密的分段运输计划,最初分宜昌到巴东、巫山、奉节、万县、重庆五段,到12月又开辟南沱、小青滩等转运站。只有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才直接运往重庆,其他都在各站点卸下。对船只航行时间、物资装卸也做出最合理、最紧凑的安排,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各单位则清理自己的设备、器材,配套装箱,按轻重缓急,依次分配吨位。从11月1日起到12月10日,每天有24只船开始穿梭往返,昼夜不歇。他之所以拖到此时才全力以赴,损失了一个月黄金水位期,据长江大撤退的研究者黄振亚考证,主要是此前民生公司赖以生存的油料和合作公司器材入川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长江三峡,急流险滩,只能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可以充分争取时间,不空耗一天、一点钟,甚至一分钟。最多时搬运装卸工有2000多人,这样一来:“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上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这是卢作孚本人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的回忆。十二年后他在民生公司业务会议上回想起人声、汽笛声、机器运转声交融的这一幕,依然十分激动。
 
此次宜昌要抢运的物资、人员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的总运量。在预定的40天内,他们奇迹般地运完了全部人员,运走了26000吨的机器物资,按他们的运输能力是1400吨,也算大大超常发挥了。
 
享誉世界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这一壮举称为“中国实业上的顿克尔克(敦刻尔克)”,《大公报》记者徐盈说:“中国的顿克尔克(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克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卢作孚本人也说:“我们比敦刻尔克还要艰巨得多。”“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是在他指挥下的一个杰作,在他的指挥中心,收发报机24小时不停地响着,上游各港口、各轮船发来的电讯日夜不断,工作人员日夜坚守岗位,处理各种电文,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他对全部运输情况、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知道每一小时运走多少吨物资和哪些船在运,知道每只轮船在什么位置,知道哪些物资在哪个港口卸载,知道哪些单位的物资正在装船……他喜欢在深夜时分,亲到码头检查装卸情况,为工人、船员解决遇到的困难。 
 
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只收取极为低廉的运费,兵工器材每吨收30到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间器材也只收60到80多元一吨,而外国轮船要收300到400元。1939年,民生公司航业部分的损失高达400万,他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要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据经济部调查,这次抢运进来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机器设备,仅手榴弹每月就可以造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十字镐20多万把。
 
1939年2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令嘉奖参与宜昌大撤退的轮船。1940年10月再次嘉奖民生公司。徐盈说:“没有卢作孚,[就]没有民生公司,没有民生公司,[就]没有它在抗日战争中的种种牺牲和创造。” 
 
40天后,民生公司的油料等已入川,他将七艘轮船交给兵工署继续抢运。历时160多天,9万多吨器材终于运完。这是黄振亚先生的研究结论。
 
宜昌大撤退后,卢作孚明显消瘦了,发亮的眼睛露出了疲惫,但他迅速投入了新的工作中,他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2007年春天,我从万州乘“飞船”顺江下宜昌,民生宜昌分公司的老房子早已消失,幸存的一排仓库,是砖头建筑的坡顶平房,看上去还比较结实。在长江岸边,一个叫做九码头的地方,我试图感受那场惊心动魄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然而,大江截流之后,江面已失去往日的气势,显得宁静而安详。岸边连一块纪念碑都没有,什么痕迹也找不到。只有对岸形似金字塔的那山依旧,让我想起叶圣陶当年的诗:“对岸山如金字塔”。
 
宜昌大撤退后,民生公司的船仍在抢运物资,付出了极大牺牲。整个抗战期间,民生船只运送出川的军队共计270.5万人,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卢作孚不顾危险,常常亲临现场。1939年以来,民生有9只轮船被炸沉、6只被炸坏,包括最大的“民元轮”。此外,政府征用阻塞水道5只,2028吨;自行凿沉和敌机炸毁等16只,11460吨;军公运输受损失5只,4188吨;被日寇劫持5只,2662吨,这还不含趸船和驳船,仅损失的轮船就有20338吨,船员共牺牲117人,伤残76人。冯玉祥称民生公司是“爱国的公司”,1943年7月6日给卢作孚写信称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
 
1941年8月22日,“民俗”号从巴东运送伤兵和旅客时遭遇7架敌机的轰炸,船被炸沉,船员死亡70人[其他乘客180人]。民生员工在这次轰炸中的表现,更是惊心动魄、可歌可泣,民生档案中保存了一份《通、俗等轮被炸经过报告》: 
 
加油工人邱宝定在机舱值班工作时,弹片穿破腹部,流血不止,叫他赶快离去,他却回答:“死就死吧,绝不能走!”仍扪腹忍痛工作,毫无畏怯,竟与船舶共沉亡。船将倾倒,机舱人员尚望开车挽救,然而机器已被炸停,可是全体值班人员均未离去,仍照常工作。加油杨培之,看炉水罗绍修等,均随同船舶被炸沉而英勇殉职。水手长龙海云,当船将倾覆沉没时,仍屹立船头,继续工作,努力挽救船舶。船长数次催其逃生,他却慨然回答:“船长不走,我怎能离去!”船又一次被炸时,龙腹部中弹牺牲。三引水王炳荣逢船长之命执舵被炸伤,船长改命徐鸿章执舵,叫王速离船逃生,但王仍坚守岗位不肯离去,后随船沉没殉职。大副李晖汉,当船被炸沉时,他急赴驾驶室将航行日记簿、船舶证书及其他重要文件抱于怀中,忽一弹片飞来,削去嘴脸,即倒于血泊中牺牲。报务员陈志昌,当船被炸沉时,已不能再发电报,但仍保护着电报机而不离去,终被炸死殉职。护航组长申志成,茶房头脑唐泽民、袁文彬,当敌机临空投弹扫射时,乘客骚乱,他们却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弹,照样维持秩序,企图保持船身平稳,但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弹如雨下,袁、申被炸惨死,唐被炸断其臂,昏倒于血泊中,英勇牺牲。船沉没后,幸存水手辜华山,仍不顾个人安危,急泅水至岸,抢推木划,在惊涛骇浪中救起伤兵和旅客数十人。其余未被炸死的船员均积极抢救浮于江上呼救之客人。
 
这些高密度的、令人血脉贲张的记载体现的正是“民生精神”,其中包含了敬业、无私和牺牲的精神,职工之间相互信赖和团结的精神,这一切比任何有形的规章、资本都来得可贵。他们不是职业军人,只是一家民营轮船公司的员工,在面临死亡时的慷慨从容却一点也不让于浴血战场的将士。卢作孚说:“公司的基础不是在百余万资本上,几桩事业上,几十只轮船上,乃在这种精神上。”“民生精神”是他在1933年正式提出的,他在纪念民生公司10周年时又做过解释:“我所见着的还在这些事业的背后,在撑持这些事业的险阻艰难者,为了事业忘却了自己,为了增加事业的成功,忍受个人的困苦。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这一种精神,就可以建设一桩强固的事业;如果整个民族有这一种精神,就可建设一个强固的国家。”
 
节选自傅国涌著《大商人:影响近代中国的实业家们》(最新修订版),鹭江出版社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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