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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

 
 
留在储安平记忆中的徐志摩“就像一架火炉,大家围着他感到有劲”。油画家陈丹青曾以“好看”、“好玩”来解读他心仪的鲁迅,“好玩”这个说法用在徐志摩身上恐怕更为合适。储安平在《悼志摩先生》文中说到,1930年春天,他编《今日》,向徐志摩要稿子,时在北平的志摩来信还惦记着江南的妩媚,“我在西湖时,曾装了一袋桃花寄给他过。”遥望当年,西子湖畔,桃花满天,年轻的储安平用袋子装桃花,寄给徐志摩的情景,我们只剩下了羡慕的分。
 
西湖边的桃花固然令徐志摩心喜,桂花、梅花,乃至红叶、芦花也都是他爱的。他的家乡海宁硖石离西湖那么近,短短一生中,他一次次地来饱餐西湖风色,并多次与喜欢的老大哥胡适相约在西湖,1923年9月那次,他还留下了一本名为《西湖记》的日记。当时胡适正在烟霞洞养病。中秋节,他们本来相约一起在烟霞洞赏月,因为他从海宁到杭州太晚了,没有去成。……
 
10月20日,他又一次和胡适、朱经农等相约在西湖“寻快活”,他们下榻在新新饭店,夜深,二更时分,他和胡适远眺湖、堤和倒影在湖中的堤影,“清绝秀绝美绝,真是理想的美人,随她怎样的姿态,也比拟不得的绝色。”一时动了心,想出去“拿舟玩月”,最后还是辜负了湖光、月色,不曾去偷尝“西子”的梦情。
 
第二天,他们先是游湖,上了湖心亭,“湖心亭看晚霞看湖光是湖上少人注意的一个精品——看初秋的芦荻,楼外楼吃蟹,曹女士贪看柳梢头的月,我们把桌子移到窗口,这才是持螯看月了!夕阳里的湖心亭,妙;月光下的湖心亭,更妙。晚霞里的芦雪是金色;月下的芦雪是银色。”胡适和他讨论起莫伯桑对月光的描绘,曹表妹唱起了“婉曼得狠”的《秋香》歌。他说在三潭印月,他不爱九曲、三潭之类,而爱在月光下看雷峰塔静极了的影子——“我见那个,便不要性命。”还有晚上雾霭苍茫中的阮公墩。他用一个“嫩”字来形容中秋的西湖。
 
那几天,他们还到过西溪、花坞,花坞的竹林、西溪的芦荻,他说是“数大”之美,对于花坞的竹子和那一带的风色,他无不叫绝。但他说与其白天去西溪看芦花,不如月夜泛舟湖心亭看芦花,近便又经济。有一天晚上,他们还爬葛岭,上初阳台。而今物是人非,虽然我常爬宝石山,上初阳台,逛西湖,可是再也找不到胡适之、徐志摩当年的踪迹,更不用说他们当年的感觉了。
 
1924年4月14日,徐志摩陪同印度诗人泰戈尔在西湖游玩了两天,1925年他似乎没来西湖,却接连写了《再不见雷峰》、《烟霞洞看桂》等多首诗。1926年2月中旬,一个有风有雪的雪天,他来到杭州,也不忘去灵峰探梅,坐在轿子里,“脚冻如冰,手指也直了”,《梅雪争春》诗所写的就是他的亲历。当天,他和胡适一起去肺病医院看望了郁达夫。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折一枝梅花,寄一封“没字的梅花信”给爱得死去活来的陆小曼。
 
这年夏天,徐志摩再到西湖,那正是与陆小曼发生婚外恋,难分难舍又遭遇阻力时,他盼望着情人的到来,焦虑,不安,心里升起了许多的凄凉,在“楼外楼”微醉时他尝到了凄凉味,他到满觉陇寻访桂花,村姑告诉他,几天的连绵风雨,早桂都完了。触景生情,他的诗中就有了花也憔悴、人也憔悴的意味。在烟霞洞和朋友闲谈,一句“红蓼红蕉都死了,紫薇也叫虫咬了”,竟也使他“怅触”,写了难得的一首旧体诗,其中有“秋雨横斜秋风紧”、“有人独立怅空溟”的句子。
 
他独自去灵隐,直挺挺地躺在石头凳上寻梦,脸上有意盖了陆小曼送他的小红绢,妄想着他们在那里相会。
 
即使对西湖,他也有满腹的牢骚,雷峰塔倒掉已有两年,“楼外楼” 翻新了,原来一楼一底斜对着湖心亭的旧房子已翻新为带屋顶、洋式门面、新漆光亮的三楼,老酒、鱼虾、盐水花生,还有滑齐齐的莼菜依旧,然而再难觅三年前吃蟹的旧踪,和胡适等满座高朋谈天游玩的乐趣,对于揩抹得发白光的旧桌子换成新桌子,他不满。对于能随便聊聊湖上风光、鱼虾行市的老堂倌换成穿着西崽长袍的新人,他不满。他要移一张餐桌搬到楼下马路边,在湖边的水光荡漾中喝酒,竟觉得连小菜都变了。8月9日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丑西湖》一文,西湖的“俗化”令他伤心。他写诗哀悼倒掉的雷峰塔是 “一座大荒冢”,他诅咒这塔是“镇压”、是“掩埋”,他感叹“再没有雷峰,雷峰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三年前,他来西湖,最喜欢的正是“雷峰塔影”,他的诗《月下雷峰影片》柔和而美丽。风景有时确实就是心境。
 
等到1927年春天,徐志摩偕陆小曼同到西湖,心境又完全不同,无论是到三潭印月,走九曲桥,吃藕粉,月下游湖,登峰看日出,还是吊雷峰遗迹,白云庵拜月老求签,上烟霞洞吃素餐,抑或龙井、九溪,在他眼里西湖处处都变得可人起来了,即便是在孤山后面发现一个水潭,在他笔下也是——“浮红涨绿,俨然织锦,阳光自林隙来,附丽其上,益增娟媚。”在九溪,“尤可爱者则满山杜鹃花,鲜红照眼,如火如荼”,陆小蔓不禁狂喜,急呼“采、采”,爬上山坡,连跌倒也不顾,采了一大束,“插戴满头”。1928年,他和陆小曼又两次来游西湖。
 
 
在后人眼中,徐志摩常常只是一个浪漫的诗人,而在熟悉他的朋友看来,比他的诗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比他的散文更重要的,却正是他的那种性格、热情,他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的层面,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最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一个人。有些人不喜欢他,认为他“肉麻”,鲁迅甚至骂他是“流氓”。但和他接触过的许多人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叶公超认为“胡适之跟徐志摩完全是两种人。适之自然淳厚、冷静幽默,志摩却是风趣爽快,全然追求‘美与爱与自由’的性格。”胡适的《追悼志摩》一文引用叶公超评价徐志摩的另一些话,说徐志摩真正领略到了人生的趣味,短暂的一生都“在这永不能达到理想的追求中”,“是爱一切生活的人”,“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他那本性的纯真似乎总不容他去追究人家的罪恶。”这确是知人之论,如果不是徐志摩的热心奔走,整天呼朋唤友,还不知道“新月社”会不会聚起那么多欧美留学回来的年轻知识分子,闻一多、余上沅、叶公超等都是一回国就参加了“新月社”。新月书店的诞生,也是他奔走最力。叶公超说过:“组织新月社,编辑《晨报副刊》,筹办新月书店都是他最热心最起劲的事。为团体的事,志摩,他是不辞劳苦的。大家都不愿干的事,总是推到他头上去,而他也独有勇气去接受,去敲上锣鼓再说。”所以梁实秋有一句话:“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徐志摩的性格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迅他们办《语丝》,他不识好歹就去投稿,当然登不出来,还被鲁迅在文章里嘲讽了一番。1925年,《晨报》主笔陈博生邀他接编《晨报副刊》,特意设宴,邀请一些知识分子发表改良副刊的办法,张奚若开口便说:“这并不是个改良的问题,这只是个停办的问题。”随后,还写了一篇短文《副刊殃》给《晨报副刊》,其中说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徐志摩一样照登不误,而且配了一段长长的编者按,说张奚若“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其身体、品行、意志、说话都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这是徐志摩的本色,他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气质,可以说他是英美教育结出的果子。他于1897年生在浙江海宁,从1918年起,徐志摩就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之后他又先后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剑桥就是他诗中美丽绝伦的“康桥”。剑桥岁月对诗人徐志摩一生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在留下《康桥再会吧》一诗后,他于1922年8月起程回国。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外情,从离婚到结婚乃至婚后,都曾闹得沸沸扬扬,颇遭舆论厚非,也为一些亲友所不理解。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本来想请胡适做证婚人,胡太太气得不得了,当着叶公超的面就骂胡适。再加上胡适7月份就要出国,所以他出面再三请求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做证婚人。为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事,胡太太一天到晚骂胡适。有一次叶公超在胡适家里,她又当面骂胡适,骂《新月》的这些人,用很粗的话骂,骂得他们都不说话。她说:“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胡适好几次和叶公超谈起陆小曼的事,“觉得徐志摩不应该这样放任自己的去追求陆小曼。”
 
了解徐志摩的人都知道,“其实志摩的生活是浪漫而不颓废,在几年之内他发表了许多的著作,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戏剧、有翻译,在语言文字上更独树风格,是一般人难望其项背的。”(叶公超语)这一点,我们哪怕读一则当年他在《晨报副刊》为青年沈从文作品写的“编者按”就够了: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支小艇,在波纹瘦缣缣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像就是最不放松最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问世,发刊词出自徐志摩的手笔,那时(1928、1929年之际)“新月派”的那批朋友云集上海,几乎每星期都有一次饭局,每次两桌,经常参加的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张滋闿、叶公超,这大约就是《新月》的基本阵营。“每次志摩一到,就弄得大家欢喜不置,他从不谈文学,谈的都是吃、穿、头发、玩……”,徐志摩爱神聊,上天下地的聊,叶公超记得,1927年之后,徐志摩在光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见面的机会很多。有一次志摩竟和他聊了个通宵,“从轮盘赌的神秘说到人生的运命,买卖金子的亏赢:贩卖钢版皮口袋和头发网子人的面貌,说到这里窗外布谷的声音又使他想起印度印度种种的歌鸟,泰戈尔欢喜的花鸟,爱尔兰人叶慈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与他只有两面因缘的曼殊斐儿,曼殊斐儿的眼睛,哈代说话的音调,每早光华道上的的鸟声,桌上那书皮的颜色,《新月》月刊的封面……。”1923年10月13日的徐志摩日记记着他和胡适的聊天,也是无所不谈,“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
 
 
《新月》从创刊号到第二卷一期,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三人编辑,从二卷二期到五期,编辑是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五个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新月》曾由学政治学出身的罗隆基主编,发表了许多批评时政、倡导人权的文章,与国民党当局面对面交锋,大致上以这个时期为多。徐志摩和不少朋友对此都有微词,好长时间不给《新月》写稿,罗隆基几次写信向胡适抱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正是这位“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诗人,也曾为《晨报诗镌》的“纪念三一八”专号写下《梅雪争春》: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
 
在《自剖》一文中,他直接谴责了那一场“屠杀无辜”的“空前的血案”——“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像。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他说:“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
 
1927年4月20日,上海街头,“四一二”的血腥气还未散尽,他写下了《残春》一诗:
 
昨天我瓶子里斜插着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边挂;
今儿它们全低了头,变了相:——
红的白的尸体倒悬在青条上。
 
窗外的风雨报告残春的运命,
丧钟似的音响在黑夜里叮咛:
“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鲜花也
变了样:艳丽的尸体,谁给收敛?”
 
虽然,从他当天的日记,我们看不出这诗和“四一二”有任何的关系。但恰好此刻,“红的白的尸体”、“艳丽的尸体”出现在这位常以“一片云”自许的诗人笔下,究竟还是值得寻味,留待后世研究徐志摩的专家去考证罢。他是一个骨子里的诗人,唯美,唯爱,但他也有愤怒的时候,当然即使愤怒也是那么美,那么诗化。1923年10月23日,他和胡适、朱经农,对着西去的夕阳,在西湖边一家茶楼门外路边摆桌子喝酒,他为金链似的夕晖余影、为湖光中的小船……而醉,“疯癫似的醉了”。饭后他们再到湖心亭,他横卧在湖边的石板上,论世间的不平事,愤怒极了,呼喊、诅咒、顿足都发泄不够。后来,他独自划船,绕湖心亭一周,听着桨破水波声,才勉强压下了无名火。我更喜欢这个入世的、愤怒的徐志摩。他的笔下向来不是只有空灵、美丽、轻盈和飘逸,还有愤怒、反抗、呼喊的另一面,《婴儿》、《毒药》等都可以为证。
 
1923年1月28日,他在《努力周报》第39期发表短文《“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就是血性文字,他同意“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说法,批评当时的社会政治走的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他赞美蔡元培不忍同流合污的“不合作主义”,在他心目中,蔡元培不是“憨大”、不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而是“卑污苟且社会里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他在蔡身上看到的正是理想的火星,他呼吁:“要保全这点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1924年,面对一个“一团漆黑”、“沉闷的时代”,他在写下《毒药》等诅咒诗之后,“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1928年,他痛骂国民党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1929年冬天,他在苏州女中演讲,痛斥当道的“妖魔”——“他们的贪,他们的毒,他们的野心,他们的威灵,他们手擎着全体民族的命运当作一掷孤注。”
 
满脑子理想主义的徐志摩没能用头颅撞开地狱之门,1931年11月19日,他乘坐的飞机却不幸在山东济南附近的党家庄上空撞上了一座山,刹那之间,一代诗人化鹤归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年仅33岁。
 
面对徐志摩的死,他的朋友们无比沉痛,他们忘不了那个生气勃勃的志摩,忘不了那个浑身有使不完劲的志摩,1931年底,《新月》的“志摩纪念专号”刊出朋友们对他的怀念文章,算是永久的告别。但他的朋友又如何能忘得了他的热忱和活力,叶公超总是想起志摩生前闪烁的眼睛,嘴唇两端的曲线,稍微前倾的头部,想起他的灵敏和同情的幽默,特别是他的风趣,认为他和雪莱一样,一面对自己不满、对人生不满,一面却仍然充满了“勃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志摩与人认识十分钟就像二十年老友,从跑堂、司机、理发师……什么人都是朋友,看起来他好像是从来没有受过挫折和痛苦的人,永远充溢了蓬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因此,没有了他,《新月》也就失去了灵魂;《新月》原本固定每次两桌的饭局,在他死后也就没有了。”
 
徐志摩自称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他所信仰的“德谟克拉西”在他看来就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1923年10月28日,徐志摩即将离开西湖,吃蟹,喝酒,大夸冬笋真好吃。他在日记中写下:“一天的繁星,我放平在船上看星。沉沉的宇宙,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又摸住了我的伤痕。星光呀,仁善些,不要张着这样讥讽的眼,倍增我的难受!”他短短的一生,上下求索,反复折腾,写诗作文,办刊结社开书店,他所求的在根本上就是“灵魂的自由”,这是他生命的理想,他使尽所有的力气生活,想做一个“平常人”,他全身心地追求“美与爱与自由”,去拥抱那天边的一钩新月。在他的生命中,生活本身是高于诗,高于散文和一切艺术、一切学问的。“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其实已经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回答这个问号,他已实现了“他可能的色香”。
 
春去春又来,今天,就算我们想再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也已无处可寄。一如二十多年前,海峡对岸,一盏孤灯之下,衰迈病弱的叶公超谢世前夕,再次想起永远年轻的志摩时所说的——“世界上只有他这样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了。”
 
文章节选自傅国涌著《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修订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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