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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文学的启示

作者按:这是1999年写的一篇小文,曾在《东方》杂志发表过,此次去俄罗斯旅行,又想起十八年前的旧文,今天我还是喜欢“解冻”这个说法。
 
数百年来,俄罗斯民族奉献给人类的远不止一个托尔斯泰,一个陀斯妥也夫斯基,而是包括了普希金、赫尔岑、果戈里、契诃夫、屠格涅夫等在内的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巨人,从而形成了博大深厚、绵延不绝的文学传统。他们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俄国的文学史,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东西方文学,特别是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20世纪的现代文学就深受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影响。这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从当时俄罗斯的物质文明、文化教育等情况看,我们似乎很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的俄罗斯民族能产生出如此伟大的文学。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真正伟大的文学是能够超越语言、国界,超越经济生活水平的。有了一个这样深厚的文学传统,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热情讴歌、呼唤革命的“海燕”高尔基还写下了一系列充满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性色彩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虽然不少作家踏上了流亡之路,有的甚至选择了自杀,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仍然产生了马雅科夫斯基、叶赛宁、蒲宁、康定斯基这样的优秀诗人和作家,当然还有帕斯捷尔纳克、爱伦堡这些旧时代残存下来的作家。
 
就是苏联早期的文化部长卢那察尔斯基也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他的文学评论至今读来仍有活力。那个年代还产生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样伟大的作品。对那段苦难的岁月,作家们所作的挣扎和所受的残酷迫害,以及他们誓死保存的对于真正的文学、真正的生活的追求,在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得到了最生动、最真实的记录。相比之下,中国的作家虽然也经历了一系列连绵不绝的灾难,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作家留下一部能够真实、生动地表现那个时代,与那样的大时代相匹配的传世之作。
 
正因为在前苏联,真正的人的文学一直没有完全中断,所以斯大林的谢世为文学带来了一次新的转机,给这片寒冷封锁的大地带来了一个以“解冻”为名的新时代。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不久,爱伦堡发表中篇小说《解冻》,“解冻”随之成为一个时代的名词,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和大量可以传世的文学作品,这个时代的文学也被称为解冻文学。其中如帕斯捷尔纳克1957年在意大利发表的小说《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1962年在国内发表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此后这两位作家也分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们的作品以最平凡的语言记录了那个黑暗年代里一些最平凡的事情,然而就是在那些最平常的生活中,人们看到了那个社会最无人性的一面,看到了普普通通的人们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一个强制性社会对人性本身最冷酷、最无情的扭曲。他们正是通过对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最平凡的行动的描述,使我们看到那毫无人性的一面。灭绝人性不仅仅是表现在儿子打死父亲、妻子揭发丈夫,更多地表现在那些表面上安安静静似乎没有任何波澜的日常生活中。
 
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所代表的前苏联解冻文学就是在深刻表现人性的意义上成为震撼世界的文学,尽管他们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前者因为在意大利出版《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遭到流放;后者自1965年起不断遭到抄家、监视和警告,1974年被驱逐出境。 他们的文学早已超越了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党内派系斗争和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而是直接表现了人和人的反叛,这是文学永远的主题。所以,解冻文学虽然有着它时代的特点,但它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不仅激励、震撼了前苏联人民,也深深地打动了世界上一切向往真善美的人们,从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了极其重要的一页。真正的文学是超越时代、超越种族、超越阶级和超越地域的。人类的共同追求是息息相通的,总是有一些共同的追求在不断地激励自己、折磨自己。所以我们在阅读古代文学时依然也能深受感动,这也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不仅为西方人所喜爱,也同样陶醉了东方读者的原因,这是人类精神追求的共通之处。只要文学表达的是人的这种追求,即使在一个专制、落后的国度也同样能够产生伟大的文学,它揭示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是人类对永恒的追求。它让我们目睹在这一环境下人与社会的冲突、人性的悲剧,和人为良知与理想所付出的代价。这正是前苏联解冻文学的特点。
 
创作这种文学作品需要直面现实的勇气,需要无比顽强的毅力,需要抵制任何来自非文学力量的压制、侵蚀和奴化,很多时候甚至需要牺牲自己的幸福,乃至生命。没有作家们以他们自身的痛苦、智慧和不屈,没有他们他们为保存人性所作的努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前苏联就不可能产生出这种超越地域与时代的伟大的解冻文学。解冻文学保持并发扬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保存了人的真正追求。
 
和前苏联的解冻文学相比,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就显示出自己的苍白、肤浅,既缺乏表现人性的深度,也没有真实地表现出那个时代的苦难。中国新时期文学是以“伤痕文学”为名揭开序幕的,显然受到了五、六十年代解冻文学的影响,如张承志模仿艾特玛托夫,王朔这样的作家类似于前苏联的阿克肖诺夫,白桦等人时髦的用语“大写的人”直接来自梅意尔拉特鲁姆的长诗《人》中的诗句,但却没有达到那些作家和作品那样的深度。严格的说,我们的文学还没有摆脱宣传的角色,缺少现实苦难的关怀,没有对人性的深刻反省(特别是根本没有自我反省的精神),总是在抚摩伤疤。《第二次握手》、《天云山传奇》和“伤痕文学”(如张贤亮的作品)所表达的都仅仅是一种浮浅的感情,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只是在抚摸伤痕,没有超越自身、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勇气,最有悲剧性的故事也显露出喜剧式的荒诞。即使戴厚英《人啊人》、谌容的《人到中年》这样的以人为题的作品表达的也不是人类深层次的问题。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指出那些后来成名的知青作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对自身在动乱岁月的表现进行反思,而总是在一再数说自己所受的苦难。 
 
……
 
所以,1976年后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解冻”文学,最多只能说是文学解冻的开始。 ……和前苏联几十年前表现人和人的反叛,追求人的解放的解冻文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迄今为止,我们都没有产生出足以传世的作品,更没有出现任何可圈可点的文学思潮。学贯中西的钱钟书把巴金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归于语言的障碍。其实真正伟大的文学是能够超越语言、种族、国家、阶级等的界限的,用世界文学的尺度来衡量,关键还是我们并没有创造出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自从抗日战争以来就没有产生过什么震撼人心的大作品,几十年的战乱反映在文学领域,我们并没有值得骄傲的《战争与和平》式的作品,经历了一系列连绵不绝的灾难,我们也没有产生一部足以传世的《古拉格群岛》,我们整个民族拥有的只是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也许还可以加上一本《夹边沟记事》的小说,分量远远不够。
 
概而言之,我们缺乏的正是对人的关注,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缺少超越于实际功利之上的人性关怀、人道主义和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我们一直没有形成一种深厚的人文传统,而一个缺乏人文精神的民族注定了是不能产生伟大的文学的。文学所代表的精神道德水准不是任何其他东西所能代替的,不同民族之间的这些差距,不是仅仅靠发展经济就能解决的。我们的文学没有真诚的忏悔,没有深入灵魂的反省,有的只是趋时、炒作和叫骂。90年代以来各类大腕、明星作秀、表演甚嚣尘上,浪费了大量纸张,污染了读者的眼睛和心灵,也玷污了神圣的文学殿堂。在意识形态和商业炒作的夹缝中,真正的文学已经奄奄一息,一个曾经产生过《红楼梦》、产生过鲁迅的民族难道不应该沉痛反省,从俄罗斯文学中吸取一点什么吗?我想最值得我们吸取的就是——文学乃是人的文学,从人自身出发,表现人的真实命运,从而张扬人类的良知,文学就将获得自身的解放,中国文学将迎来自有白话文学以来一个全新的春天。
 
“解冻”,一个多么美丽的词汇,春天来了,河流哗哗地解冻了,文学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多么辽阔、多么明媚的前景。岁月无情,虽然前苏联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风尘里,只有在历史课本中才能找到,但前苏联时代曾经震撼过世界的解冻文学依然充满了活力,显示着俄罗斯这个民族博大、深沉的一面,显示着他们惊人的创造力,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也是一个民族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一个能够产生伟大文学的民族注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那么,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吧。
 
文章原载于《东方》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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