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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语文之美|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我生之时,正是“文革”初起,山村寂寞荒僻,朝朝暮暮,唯面朝青山、背靠青山,坚硬的崖壁保持着千年万年的沉默,在我出生之前六百四十余年,元代文学家李孝光还在与我家相去不到三五里的山洞读书养气,他的传世之作《雁山十记》开篇写的即是我家后门的石梁洞,他为横亘空中的石梁感动,为生长其上、红如踟躇花的秋叶感动,六、七百年来山村几乎没有什么变动,一样的贫瘠,一样的冷清,野花自开自落,白云自卷自舒,唯有迎客僧,屹立在山谷间的那块巨大石头,在春花秋月、风雨云雾之中迎来送往,目睹了徐霞客数度进山,目睹了林琴南、张大千、黄宾虹等写生的画客,目睹了蔡元培、张元济、康有为、黄炎培他们的行迹匆匆。当我生时,谢公岭依然是进入雁荡山核心景区的主要通道之一。
 
山中岁月无古今,与六、七百年前,与沈括落笔写《梦溪笔谈》的八百八十多年前保持着几乎相似的节奏,他的一句“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曾令少年的我多少次心生激动。山中的生活依然艰辛,山地多石子,没有大片的沃土,只能种番薯,我小时候的主食就是番薯,不仅物质的粮食匮乏,精神的粮食更为匮乏。自我幼时起就特别渴慕有字的读物,没有上过一天学,却因在教室外偷听而识得不少字的母亲,为满足我的渴慕,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宁波的大舅舅家给我找一些小儿书来,那是我表哥、表姐们看过、残缺不全常常没有封面的。我记得我接触的最早的一本小儿书就是《吴越春秋》,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那是在我识字之前,我虽然看不懂,但一遍一遍地翻,母亲、姐姐她们也一遍遍地讲给我听,内容从小就滚瓜烂熟了。
 
我的大舅舅李一瑾在宁波教育局工作,自我少年时代起,他就不断地给我寄印刷品,从语文资料、语文报、到练习题和各种资料。第一本正式的课外书《历代作家简介》也是他买了寄给我的,我至今仍保存着这本书。那时我已上初中了。更早,大约还在我上小学时,1972年到1977年间,我母亲每年冬天几乎都要托大舅舅买下他们单位的旧报刊,加工以后用来包梨子,免得蚊子、虫子叮咬。这便成为我每年一度的精神大餐,我贪婪地在大堆的旧报刊中狩猎,寻找我感兴趣的文字,剪下来装订保存,从刊物上剪下来的《秦始皇传》、《乌江东去》(关于刘邦项羽楚汉之争)的历史小说,以及《李愬雪夜入蔡州》,迄今仍保存得好好的,那是我一遍又一遍读过的。去年,我与郑也夫先生说起此事,他说其中一篇是当年《学习与批判》上发表的,大约是文革后期办的刊物。从《吴越春秋》连环画到《朝霞》、《学习与批判》上剪下来的这些文章,培养了我最初对历史的兴趣,虽然它们带着浓重的意识形态痕迹。但在一个封闭社会里,尤其在一个文化极度匮乏的山村,这些文字毕竟给了我最初星星点点的历史知识。
 
崔卫平老师曾经写过一篇《要多少好东西才能造就一个人》,说她童年时代偶然接触到一套1958年的《民间文学》,她正是1958年生人。从那以后她开始了奇妙的阅读之旅,直到译出哈维尔、米奇尼克这些东欧转型思想家的著作。
 
我小时候读到过的东西虽然不足以建造起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却激发了我对阅读刻骨铭心的兴趣,没有读物的日子是我难以忍受的。我知道书中有一个辽阔无边、深不可测的世界,我眼前的世界却是狭小、无趣、荒芜、寂寞的,我要在书中寻求一个别样的世界,一个充满诱惑、挑战,可以救我脱离无聊、无趣、无情现实的另一世界。打小我就这样相信。故乡雁荡的山水石头树木野花,和书上的点点滴滴,一同拓展着我的精神天地,我不知道将来往哪里去,我只想多读书,越多越好。从小学四年级初次接触《水浒传》,到高一时,我差不多把当时能找到的古典小说都读完了,只是《红楼梦》读不进去。那时我已读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梦想写一本更完整的《中国小说史》。
 
 
1983年冬天对我是个重要的起点,《名作欣赏》《文史知识》这些期刊成为我的指路者,已故的徐志摩、闻一多、海峡对岸的余光中,他们的诗篇、散文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进入我的视野。王维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三苏、辛弃疾李清照,我尤其偏爱的郁达夫、沈从文、黄仲则、苏曼殊、纳兰容若,雪莱、拜伦、济慈、歌德、莎士比亚、波德莱尔,泰戈尔、纪伯伦、屠格涅夫、东山魁夷等也都从此时起逐渐进入我的生命中,进一步我被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吸引,甚至啃起了干涩的黑格尔《美学》、康德《判断力批判》等。这些在我的笔记本中都留下了印痕。
 
1984年夏天,我第一次北京之行,在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宿舍住了十来天,那是我小舅舅李邦河的家,他是个数学家,当时还不是中科院院士,但在拓扑微分领域已崭露头角,深受吴文俊、陈省身等数学界前辈的赏识。我在他家废弃的印刷品中发现了一份《中国诗中的时、空与我》,大喜过望。这份薄薄的只有十多页的印刷品,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内部出的《文学动态》,三十二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并一次次地阅读,至少读过几十遍,每次重读都有新鲜的感动,刘先生对中国古诗中的时空观的理解,大大拓展了我对时空的认识。大约也是那个时候,我在一本散文杂志上读到日本风景画家东山魁夷的《一片树叶》,他从一片树叶看见的不止是时间的流变,季节的轮回,还有生命的盛衰,世界的起伏。以一叶见宇宙,画家的心灵在文字之间流淌,令我一次次低回不已。余光中的《山盟》、《听听那冷雨》使我看到汉语穿越古典与现代的奇妙历程,消失的唐宋可以在他的笔下明亮而略带忧郁地复活。那时《名作欣赏》、《读者文摘》上的许多文章都曾让我欣喜不已。许达然是这样遇到的,《初升之月的魅力》、《月夜的美感》是这样遇到的,《审美与人的自由》、《天空红得像马赛曲》、《重访卡普里》都是这样遇到的,我将这些文章或全文抄录,或剪贴成册,或视为珍宝地收藏至今。这些都成为我生命中带有体温的记忆,已超越简单的阅读体验,深入到生命的深处,化为了人生的一部分。一想到这些文字,我的少年、青年的时光就静静地停留在那里,仿佛院子中的橘花、茄花、丝瓜花、南瓜花还在悄悄绽放,白发的母亲还在忙里忙外,篱笆外鸡飞狗跳,苦楝树上时不时掉落几颗苦楝子,而我还在老屋楼上的小窗前,面对青山,读呀写呀。如果时光停留在1980年代,山中岁月虽然寂寞,我也乐意,母爱环绕着我,在燕子的呢喃或乌鸦的嘎嘎声中,在对山外世界的渴望中,在带着魔力的一页页白纸黑字间,时间日日夜夜地啃噬着我,带走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春时代。
 
我为鲁迅《野草》中的文字所折磨,更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读萧红的《呼兰河传》,这些活蹦乱跳的文字每次都让我心跳不已——
 
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在她的记忆深处,什么都是活的,有生命的。2012年1月初,我第一次去哈尔滨,最想看的就是萧红家的小花园,天寒地冻之中我到了面目全非的呼兰河边,一切都已改变,在萧红故居和萧红纪念馆捕捉不到童年萧红生活过的气息,呼兰河不复是她的呼兰河,让我怅惘不已。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温州新华书店的角落里买到一本特价书《人怎样变成巨人》,不过是本儿童读物,而且只是一套书中残缺的一册,我却看得津津有味,我拥有一个缺乏儿童读物的童年,没有读过童话,一开始接触的就是成年读物,过早地撞入了成人世界。这本书的文体,那些表述深深地吸引着我,和房龙的《宽容》带给我的清新味儿是一致的。相隔三十年,我还常常想起书中说的——
 
布鲁诺一生的结束不是人类的结束。因此布鲁诺才那么勇敢地迎接了死亡。
 
我也曾一度沉浸在《天问》、《九歌》、《九章》和《庄子》的世界,在荒坟山和石椅上思接千载,在桉树下用树叶写诗。那是1985年春夏时节。我的阅读真正发生静悄悄的革命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特别是1986年,我开始从叔本华、尼采走出来,走近卢梭、洛克、密尔、霍布斯、弥尔顿、孟德斯鸠、托克维尔,进一步走近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歌德谈话录》和《原始思维》、《野性的思维》也是这个时候激起了我的兴趣。马克斯·韦伯和汤因比给我带来的震撼,让我久久难忘,我在他们的著作中看见了一个高远的天空,看见了人类走过的崎岖曲折的道路,也看见了人类一路上洒下的汗水与智慧。
 
十年前,我应约写过一篇《星星的思想可以与太阳媲美》,回顾了我少年以来三十年的阅读史,题目起源于1986夏天写的一句诗:
 
星星的思想
开始与太阳
媲美
 
我于1983年冬天到1984年上半年,曾在雁荡三折瀑下住过,纯净的山水给了我一个读书养气的好地方,特别是春夏之交桐花开落,满树的繁华和满地的繁华,洁白的桐花与三折瀑一起,给我的心灵注入的生命能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审美感受。我的诗句就是对那段时光的怀想。
 
 
1978年,我翻越谢公岭到雁荡中学上初一,开始在练习本上做一些读书笔记,主要是把写景的段落抄在本子上,真正养成做读书笔记的习惯已经是1984年,从那时起,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也就是我疯狂读书的一二十年间,我做了大量的笔记,保存下来的还有好几十本。1989年初春,在通往县城的公路上丢失的一袋笔记本和日记本,成为我半生之痛。
 
去年,回到故乡山村的老屋,翻到一册1986年前后的笔记本,蓦然发现当年抄写的一些文章真是美啊,即使三十年后读来依然心动不已。三十多年来,正是这些滋养过我、感动过我、激励过我的文字,陪伴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阶段,也继续陪伴着我,她们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看着自己当年的笔迹,满心欢喜,满心感恩。不正是我手抄的这些文字,我剪贴的这些文字,成全了我,让我得以继续在精神上存活吗?事实上,正是她们构成了我心灵史、精神史重要的一部分。我跟亲近的朋友说起这些旧笔记本,他们建议我编一本书,分享给更多的年轻人,建议书名就叫“一个人的语文”。自去年9月起,我就认真思考这件事。今年上半年,终于初步编成了上册。她们是我从小到大留下的读书痕迹,是我一个人的阅读体验,是我生命中的相遇。去年在江西弋阳的《教师博览》首届阅读论坛上,我讲《人生最美是相遇》,首先就是人与书的相遇,一个人一生遇到什么样的读物,他就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满怀感念的是,这些读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漫长的时光中将我从精神的幽暗中带出来,带进光明之地。我愿意编出来分享给这个时代的少年和青年。
 
从去年以来,我就为书名而纠结,想过《随便翻翻》、《开卷有益》、《大哉语文》等,都觉得不够恰当。我甚至想过用《清风不识字》为题,在白马山上,一日凌晨被鸟声唤醒,我又说起“清风不识字”,妻子忽然提醒我,何不就叫“翻书”,我大喜过望,这正是我寻找已久却没有找到的书名,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我一次次想到这一诗句,却没有想到《翻书》,至此豁然开朗。
 
翻书,我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先生的《随便翻翻》,小时候见过一个很薄的连续读物,似乎就叫《随便翻翻》。
 
翻书,也正是我大半生翻了许多书,才会将这些带着自己生命体验的文章汇编在此。
 
翻书,在某种意义上翻转了长久以来世人对语文的习惯性认识,我之理解的语文不仅是语言文学,而要更为辽阔,更为高远,更为深不可测。我的框架不只是打破了文体界限,也打破了学科界限,古今中外、文史哲科,文言白话,旧诗新诗,散文小说,学术论文,独白对话,皆可收入,以语文之魂,而不是语文之形来统领每一个主题。我试图透过这些文章袒露我的人文世界是怎样一步步被拓宽的,我的文明视野是怎样被打开的,我的精神天地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也正是我在漫长的时间中蜘蛛结网的过程。以这些文章为证,一条幼稚走向成熟的脉络是清晰的。我感谢这些文字带领我这一生,滋润我这一生。
 
最后,出版社的编辑们取了《寻找语文之美》这个书名,但我还是再次想起“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书中虽无黄金屋,书中亦无颜如玉,但书中隐藏着通向一个“善托邦”的千丝万缕的线索,书中埋下了许许多多人之为人的伏笔,从少年到白头,一书在手,心中即安,安顿心灵,寻找未来。这本书不过是我一己的生命体验,埋藏着我五十年人生最珍贵的部分,我之敝帚自珍,固然有私心,我却愿意将私心敞开。如果说教育就是智力操练、身体操练和心灵操练,我将翻书视为心灵操练的重要方式,在这个智力操练一家独大、心灵操练被扭曲或漠视的时代,我感谢愿意接受《寻找语文之美》的读者,我们一起继续翻书吧。
 
文章原题为:《寻找语文之美》前言
 
2016年8月15—16日初稿,8月17日修改于白马山上白马湖畔,2017年7月再次修订于杭州上塘河畔
 
首发于《新京报》之《书评周刊》(2017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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