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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和一个帝国的命运

 
辛亥革命前的几年,中国雨水特别多,不光长江、淮河流域年年大雨成灾,北方从山东、直隶到东北也都因雨成患。虽然不能说绵延二百六十七年的大清帝国是被这些雨下垮的,但是连年的豪雨和水灾,千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确实成了革命的一个背景。
 
1910年,湖北省连续第七年遭到洪水侵袭,灾情遍及28个州县,湖南的水灾也已持续七年,入夏后连日狂风暴雨,加以“朔风冻雪”,造成较罕见的“奇灾”,米珠薪桂,到处都是饥民。浙江、江苏尤其苏北、安徽尤其皖北也是暴雨成灾,全国各地,山东、河南、云南、江西、直隶、新疆、山西、陕西、广西、甘肃等省,以及东三省都出现灾情。
 
这年4月13日,长沙发生惊动全国的抢米风潮,连巡抚衙门都被纵火焚烧,直接原因就是水灾导致米价大涨,穷人买不起米。最后连巡抚岑春蓂以“办事失当”被革职查办,其它文武官吏也都被惩办。此次风潮虽依靠军警开枪,死伤数十人平息下去了,但危机并没有过去,新任湖南巡抚上折子说,“湘省民情强悍,遍地伏莽,一旦民食不继,势必铤而走险,扰害闾阎”,令他岌岌不可终日。江苏、浙江等地情况也不乐观。浙江巡抚、两江总督也纷纷上奏告急,几乎都担心长沙抢米的一幕重演。日本东亚同文会191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称,“湖北省出现数万饥民,官府穷于应付;而江苏北部、安徽、湖南、山西、陕西诸省,亦复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到处流浪。……这些饥民因得不到应有的救济与安排,终至酿成民变,惹起长沙的大暴动。” 
 
进入1911年夏天,豪雨继续袭击长江中下游,六、七月间湖北连遭大雨,武汉三镇水势浩大,登高望去,四面八方都成了汪洋,茫茫无际,此时离武昌起义不过一个多月。湖南长沙、常德、岳州这些产粮区也都被淹,江西、安徽、江苏各地洪水泛滥。长江、淮河流域大雨成灾,成千上万的良田尽没水底。仅江苏、安徽的二十多个州县就有灾民三百万人,饿死的约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还有四、五十万人。饥民饥得难以忍受,吃人肉的惨剧都发生了。南京城内,就是地势高处也“水深没胫”,低洼的地方积水“过腹及胸”。缪荃孙在这年终了,还想起这次大水,“金陵城内可行船入市”。
 
雨,到处都是雨,浙江杭、嘉、湖、绍这些世人羡慕的“鱼米之乡”都成了灾区,往南福建、广东因雨成灾,往北,山东、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也都有水灾,东三省还有鼠疫,约5、6万人死亡。到10月下旬,革命已经发生,山东巡抚孙宝琦给内阁的电报说:“本年各省到处水灾,饥民遍野”。
 
反对革命的辜鸿铭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写信,两次提及长江下游的几百万饥民。他认为武昌起义发生后,人们尤其是外国人很惊讶,革命军举动文明,他警告外国人不要被这个现象迷惑,因为起义的新军为张之洞所创,大半受过德国操的训练,一旦风潮扩大,饥民卷入,就无法保证革命的秩序和文明。辜鸿铭担忧的事并没有发生,这场革命还是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睹革命过程的鲁迅如此解释“文明”的原因,“但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坟·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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